中国大历史019-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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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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