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的历史-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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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贼“失风”被捕，是常有的事。窃贼们也完全明白自己的盗窃行为本来就是犯法的行为。正是因为这一点，贼帮的首领在训练门徒时，总是教其大胆从事，冒险向前，最后死里逃生；不许怕祸畏缩，不去偷窃。故而贼帮中有这样的训令：“下手先闯七分祸”；此外还有“先披半件红衣裳”（清时犯人都穿红衣）之说。从事盗窃生涯的人，很少有没坐过牢的。胆大过人、敢闯敢偷的窃贼，坐牢的机遇也就更高一点。所以，窃贼在被捕释放后能受到同帮的欢迎和优待，也算是感情上的一种补偿。
严惩出卖者
盗窃集团的帮规中，最严峻的一条就是决不允许牵连同党。如果哪个窃贼入狱后受不住酷刑的逼迫，供出了扒窃党同伙的所在地，导致其同伙被一网打尽，这个窃贼就被同党称为“无种”、“不吃硬”的“坯子”，最为帮中人所痛恨。此贼一旦被释放出狱，必先遭一顿痛打，然后被革逐出帮，从此再也没有立足之地。各个贼帮首领之间若有仇恨，也不得以告发对方来互相发泄。如果哪个人触犯了帮规，出牢狱后必然性命难保，或者被打成残废。所以，窃贼一旦入了贼帮，服从帮规，绝不敢违反；一旦被捕逼供，宁肯赴汤蹈火，忍受酷刑的痛楚，也要“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敢株连他人。
三 窃贼的信仰（3）
当然，熬得住酷刑的窃贼，并不是什么壮烈之士，而是为接受同辈的欢迎，为其日后出狱谋生留一条后路。他们完全明白，若是害怕酷刑全盘招供，眼前的苦头未必能免，徒刑仍需执行，日后的大难便会胜过酷刑。
投奔首领
窃贼都有自己的地盘，一般各地的窃贼互不相扰，贼帮之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颇有一种各自为政的意思。假如某地窃贼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在此地行窃了，就得另找地盘行窃。一旦到了新的地方，就必须先投奔这个地方的贼帮首领，窃贼的黑话称“爷叔”或“瓢把子”、“大发家”等。在取得“爷叔”的认可后，才能进行偷窃活动。如果不经许可，贸然行窃，一旦被此地的窃贼知道，必暗中向警方报告，这样一来，初到此地的窃贼就会遭到拘留，或是一顿毒打。
贼帮中的规矩还有一些，如：窃贼不得对师傅行骗；必须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祖训，不在自己同伙的地盘内行窃，更不能盗窃同伙的财物；在贼帮内部，头目关照下属、徒弟孝敬师傅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窃贼对自己团伙内部的消息或偷窃技艺不可轻易向外人透露，等等。
贼帮中的规矩都是在窃贼的长期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处世之道”。这些规矩胜似严酷的律条，窃贼们只得谨慎遵行，不得稍有违抗，否则必为同类所弃。
四 窃贼的暗语
与其他黑社会中的帮会一样，窃贼也有自己的行话，或称“暗语”、“黑话”。窃贼为了在作案的过程中联络方便，往往使用普通人听不懂的暗语。这些暗语是窃贼在行窃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且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和发展。不同地区的窃贼虽有不同的暗语，但也有不少类似之处。在纷乱杂多的窃贼常用暗语中，以下诸条为最常见：
头目——大发家、爷叔、瓢把子
招收徒弟——传子孙
同伙——合码子
与同伙约定时间、地点——画卯
首领监视小窃贼行窃——看操
敢于冒险行窃者——牛金星
准备下手行窃——哈风
正在行窃——困风
已窃得——困着
被窃者已发觉——透风
钱袋——把套
钞票——蒿子
用刀割取表链——弯耳朵
富人——横子
穷人——水切通
老人——苍通
小人——尖通
工人——衍身
农民——棋田生
外地人——强头生
本地人——原头生
蠢人——木寸通
小贩——不将人
光棍——滑生
妇女——马生
穿绸缎衣者——柔皮子
穿布衣者——糙皮子
旧中国有钱人家的女人，常常佩戴许多首饰抛头露面，借以表现自己的美丽，显示自己的富有。而这些首饰也是窃贼所窥觑的对象。窃贼们为了抢劫女首饰时的方便，也有一些暗语：
金镯——铐子
挖耳——蒜
耳环——蓬
簪——闩
手表——弗定心
镶钻——加酒花
钱袋——皮子
抢帽子——捉乌龟或抛顶宫
抢耳环——扯蓬
抢手镯——捋苗
抢金戒——捋手环
一 窃贼的聚合性（1）
“贼有贼伴，盗有盗伙”。窃贼为了抢占地盘，各据一方，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往往需要有利益相同的伙伴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地盘。这就是窃贼的“聚合性”。
两宋时，偷窃活动十分猖獗，“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参见《宋史·王岩叟列传》）。此为北宋时的一般状况。
在旧中国的上海滩，盗贼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聚合成帮，并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大致情况是：
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内有一段是浙江帮的活动区域；十六铺一带是安徽帮的行窃场所。
各帮不能随便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去“抢生意”，如果不妫嵩蚨敬蛞欢伲卦蚩橙ナ纸拧Ｔ凇扒空呶鹦肴梦遥⑿壑淮烁艺取钡氖贝靼镂赖嘏蹋峄镄刀肥浅Ｓ械氖隆Ｔ谡庵智榭鱿拢涞サ男⊥岛苣蚜⒆悖悴坏貌煌犊磕掣鲈舭铮扒蟊踊ぁ？/p》
小偷们入帮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协助办事及相互照应外，还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学到更高的盗窃本领，这也是导致窃贼具有聚合性的原因之一。
如30年代中期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巨盗王鹤，被江湖中人称为“王胡子”。他在挑起招兵买马的旗帜之后，收留了不少徒弟。这些徒弟在他的训练下，有不少本领高强者。这些本领高强者，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
以“王胡子”为首的窃贼练就了一套“翻墙越屋”、“飞檐走壁”的本领。这当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飞人，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神奇。他们能够翻墙越屋，除了训练有素外，主要还是依赖一些有助于攀高的工具。其中有：
“软竿子”。即用头发或丝线编成与筷子粗细差不多的长绳，其中的一头缚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援而上。平时这个东西缠在腰间，不露丝毫痕迹。
“硬竿子”。其外形很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檐边便可顺竿而上。
行窃前，他们总是在白天先混入大楼内，找地方藏匿起来。一到夜晚，便从顶楼垂绳而下，进入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高层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
王鹤的徒弟就是采用这种手法，多次在英法租界内制造盗窃大案，并偷盗了龙华寺方丈室内的玉佛、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等珍贵文物。这个贼帮之所以屡屡得手，且敢于制造大的盗窃案，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多势众，敢于做一般窃贼不敢做的“生意”。
旧中国的盗窃集团，有许多是以籍贯为主聚合而成的。这也是盗贼的聚合性的一个反映。以籍贯为主聚合的盗贼，因有同乡的情分，更容易形成牢固的帮伙，因而也成为不易清洗的社会祸害。
如旧时在上海谋生的嵊县人，以两帮人为职业特征：一种是裁缝帮，嵊县裁缝以高超技术出名；另一种是强盗帮，其中包括绑匪，以横行于上海滩而得名。下面这一案件就是嵊县帮的盗窃集团所做的行窃案件：
1948年3月8日上午11时，上海市民周德峻向警方报案称：上午10时30分，有盗匪4名到周德峻的住所—九龙路159弄20号后门，以询问周先生为由进入屋内。此时周德峻未在家，周妻以为是周的友人，正欲招待之际，其中一盗突然抽出手枪，喝令周妻不准动，并猛击周妻面颊，威胁其不许声张。另一盗将被单撕成布条，将周妻双手绑缚，驱禁于一室中；由一盗持枪监视。此时周妻已完全明白来者是一伙盗贼，只是苦于双手被缚，难以行动。这几个盗贼翻箱倒柜，劫去10两重的赤金条5根、美钞550元、金镯3只、钻戒2只、赤金戒5只等物。盗贼抢劫完毕，即携赃物仍由后门逃逸无踪。
从被害人提供的线索中，警方得知这伙强盗在周家行劫时所操语音系属浙江嵊县口音，而查被害人周德峻之籍贯，亦属嵊县。经分析，似有被害人周德峻之乡亲中熟悉被害人之家庭内情及财富者，遂勾引盗匪往周家抢劫的可能。
经遍查周德峻之同乡情况，查得有一位周德峻的远房堂叔，姓周名兰生。此人以裁缝为业，此前有一段时间曾在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做裁缝，对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内情及琐事都知之甚详。而周兰生生活常入不敷出，一度为借款对被害人周德峻不满。
据以上情况，警方判断周兰生是此次盗窃案的重要嫌疑人。但警方却找不到其住址。于是，警员化装后，前往各处暗查。最后查悉西藏南路58弄18号居民金汤生家中常有嵊县籍人员行踪，于是化装守候密查。有一天，警员发现有一貌似周兰生的人潜入该金汤生家中，从其言谈中涉及托人以金条兑款事宜，判断其就是周兰生，于是将该人带局侦讯。同时还对18号金汤生家继续派便衣人员驻守。经查讯，该貌似周兰生者，果然是周兰生，以裁缝为业，又经被害人周德峻当面确认无误。
经对周兰生反复盘诘，其渐吐实情。据供，此人曾有前科，为盗窃案曾受过徒刑处分；并供出九龙路159弄20号被害人周德峻家持械盗案实由其供给内情，勾引嵊县籍盗匪李良臣、孙子龙、尹锡棠、沈纪发、俞之江等5名结伙抢劫。
一 窃贼的聚合性（2）
虹口分局从被害人周德峻口中得知嫌疑犯住址的线索，立即按址捕获了孙子龙。又据孙子龙供述，进一步捕获与本案有关之寄藏搬运、压保、变卖等赃物嫌疑人孙朱氏、陈孙氏、胡金满、赵富根、张尊本等7名，并查获部分赃物。
此案陆续捕获案犯19人，大都为浙江嵊县人，确认这是一伙嵊县盗帮。这一盗窃团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制造了多起持械盗窃案件，例如：
1946年5月中旬下午3时，持械盗窃安远路槟榔屯16号；1946年5月20日下午1时零5分，持械盗窃岳州路288弄44号及42号；1947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由孙子龙、沈纪发、马金根等持械盗窃黄陵南路710弄51号；1947年4月7日上午9时40分，持械盗窃林森路533弄2号；1947年10月10日下午1时，持械盗窃麦根路269弄12号；1947年11月9日上午9时，持械盗窃西摩路835弄42号……
总之，这伙强盗多在光天化日之下频频作案，多年来横行于上海各区，警方无能为力，给当地居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因被害人周德峻家中被盗劫后，及时报案提供重要线索供警方侦察，终于以案犯周兰生为突破口，这一盗劫团伙才被捉拿归案（以上史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131号）。
二 盗贼行为的反社会性
毫无疑问，真正意义上的窃贼是反社会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恶化的一种天然反应。站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治世时，必视盗贼为民害；乱世时，必视盗贼为国害。比如，在汉代，民有七亡七死的说法，其中“盗贼劫略，取民财物”即为第七亡；“盗贼横发”即为第四死。
窃贼的产生虽是社会经济生活恶化的反映，但窃贼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生活恶化
的状况。相反，窃贼的频频作案，只能对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所以，窃贼的活动又是反人民的，是违反普通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的。他们的盗窃行为只会引起人们的痛恨，故而他们落入官府之手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窃贼以盗窃他人的财物来供自己享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种十足的寄生虫。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尤其是一些贫苦人家，有不少是因为被窃贼偷走仅有的一些财物而走投无路，甚至自杀。所以窃贼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发生在常州至无锡客轮上的一件事：
在众多的乘客中，有两个男子，一为中年，另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