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的历史-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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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把子”有明有暗。在旧中国的北平，军警林立，小绺头儿是暗中潜伏的，绝不敢明干。为了躲避可能被抓的危险，他们又是流动的，没有一定的住处。在外码头的小绺头儿全是明的，每个区域之内总有几个小绺头，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何处，管辖这个区域的警察一般都知道。
明着的“瓢把子”需和“老柴”（即警察）取得联系，若有不听调动的小绺，当头的向老柴们说句话，就能把他捕了去，饱打一顿再收押起来。临放出来时，也得经过小偷头儿的同意，才能往外放。放出来的小偷，除非他远走高飞，不然，还得服从当地的小偷头儿。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被称为“四大名山”的贼帮，当时在昆明、重庆一带后方大城市中非常活跃。这个窃贼集团共有12名成员，都是有名的惯窃，首领名叫刘航侠，加上另三名高手刘怀德、贾寿山、罗铁雄，故而称“四大名山”。
刘侠航一表人才，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原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一个缮写人员，遭解雇失业后，结识了贾、罗等惯窃，遂结成团伙行窃。
四大名山贼帮属于高级窃贼集团。平日里，他们都衣着入时，气派仪表非凡，经常出入于热闹繁华的场合，伺机行窃。作案对象多为富商巨贾，偷窃财物的数字大得惊人。在重庆，他们曾窃得四大家族中之宋家的两万美金巨款，此举震动了重庆的警务部门。
六 杂偷类（2）
抗战胜利后，他们还流窜到南京、上海一带作案。有一次在京沪线火车上，他们偷窃了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的一只皮箱，皮箱中除了现款和衣物外，还有呈送蒋介石的两份机密文件。案发后，惊动了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但四大名山十分机智，行迹飘忽不定，很难发现，所以铁路当局虽然派出大批警探，四处侦察，也毫无线索头绪，甚至悬赏，也无所获。最后，是刘航侠在火车上再次行窃时被失主当场揪住，才破案。
旧中国的上海，偷盗集团极多。按籍贯分，有本地帮、浙江帮、安徽帮、广东帮等。各自有自己的暗语、联络方式和活动地盘。除按地籍分帮外，又分三类，即“黑线”、“白线”和“锦线”。
“黑线”，即夜间行窃集团，主要偷窃住家和企业、商店。
“白线”，即白天行窃集团，扒手们一般是轮流“作业”，分早、中、晚三班，大多在游乐场、商店、马路、电车上作案。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16、18、19路无轨电车均是“白线”集团作案最频繁的场所。
这三线中，以“锦线”技艺最高超。
所谓“锦线”，是一种以女偷或以女偷为骨干组成的贼帮。30年代，上海南京路有一扒手集团，其首领绰号叫“阿狗”，手下多是技艺非凡的女贼，是当时著名的“锦线”贼帮。
一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下车后，刚走几步，忽觉有异，一摸口袋，钱包已丢失，包内有一记录绝密材料的小笔记本，如外传后果不堪设想。唐纵焦急万分，当即通过内线找到“阿狗”。次日，“阿狗”即将原物奉还。唐纵虽拿到失物，但心有不甘，一定要见见这个让他瞬时丢失如此重要秘件的扒手，岂料一见之下大吃一惊，原来让唐佩服的扒手，竟是一个女中学生。
30年代，上海租界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秘密扒窃集团，成员达500多人。组织严密，行动诡秘，能量很大。成员之间单线联系，所有机密由首脑人物一手控制。集团内分为“粗窃”与“细窃”两个等级。“粗窃”为一般扒手，“细窃”为特等扒手，分为男、女两组，活动于上海东站、戏院、百货公司、珠宝楼、绸缎庄等场所。其中超级能手称为“小少爷”，七岁就开始训练，所以练得一身本事，技艺超群。“小少爷”可以参与一定的领导事务，并不时被派往南京、北平、太原、苏州、杭州、广州、香港等地“出差”，除从事偷窃外，还负有领导当地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扒窃组织者的责任。这个集团组织纪律极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就要被杀害。这个集团不仅与其他黑社会集团组成联盟，而且和租界巡捕房也紧密勾结。
1934年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得到一张名单，公共租界巡捕中有65人、法租界巡捕中有27人，定期接受扒窃集团的津贴。虽然后来这92人被两租界开除，但两界的华捕探长陈连奎、金九龄、刘绍奎、吕竹林、翁老四等，仍和该集团合作，继续领取津贴。
这个扒窃集团的联络机关是黄金茂酒店，地处法租界八仙桥菜场旁。每天晚上8时到10时，该集团的头目都秘密到这里聚会，通报情况和上缴窃物，讨论各种突发事件。和租界有关系的失窃者，都会通过有关途径和他们联络，如所失之物是该集团小偷所窃，3天之内到此酒店就可以领回失物。
窃贼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偷盗，是因为他们所偷的物品有换为金钱的出路。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替窃贼服务的销赃集团。一般的扒窃团伙都有多种销赃途径。同时，这个集团内又有职业的销赃人员，一般他们都开设当铺，久之就形成了专门收购赃物的团伙。如旧上海青帮三十六股党的头目马德宽，就收了不少的徒弟，形成一个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团体，中心据点在浦东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奶姑庙内，各处所偷赃物运至此，马德宽集团均全部收下，并当场付款。
销赃集团的形成，助长了窃贼的偷盗之趣。而窃贼拿来销赃的物品越多，销赃集团从中获利也就越多。如此相辅相承，盗窃之气也就越来越盛。
一 制裁窃贼的必要性
犯罪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犯罪与刑罚是矛盾的统一。毫无疑义，各种犯罪行为，都是对法律秩序即统治秩序的破坏，因而都要被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为犯罪并施以刑罚制裁。
由于窃贼行为触犯了法律，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性，所以对窃贼必须进行法律制裁，这
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对窃贼的法律制裁在封建社会和民国时期虽然都有规定，但真正按照法律执行的，并不多。正是因为执法不严，才导致窃贼禁而不绝。
旧中国的上海，是窃贼极为活跃的地方之一，盗窃案件频频发生。据记载，1930年1月24日这一天，在上海竟发生了六起盗劫案。
第一起。有一人于当天上午11时行至天津路时，背后忽来盗贼3人，其中一人手里拿着手枪，喝令这位行人不许声张。其他两人从这人衣袋中劫去票洋1000元。三盗得手后，分头逃匿。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持枪行劫，可见窃贼猖獗到什么程度。
第二起。当晚7时许，有暴徒2人到达湖北路60号，威胁、恫吓该户居民，盗去大洋120元。
第三起。当晚7时左右，有强盗3人，其中2人持手枪，闯入马崎路（今句容路）100号，幸亏该户的妇人十分机警，及时大声呼叫，经邻居发觉，猛吹警笛。强盗害怕探警赶来，遂夺门逃窜。
第四起。当晚7时10分，有强盗3人，其中2人持枪，闯入法租界小北门皮少耐路10弄25号，劫去衣饰、现洋300余元。
第五起。当晚7时15分，有强盗5人，其中3人持手枪，闯入香槟路843号，不许户内人声张，劫去大洋123元。
第六起。当晚8时40分，有盗匪4人，其中3人持有手枪，来到白克路（今凤阳路）156号，令该户居民不得声张，登楼后大肆搜劫，劫去大量金银首饰（参见《昨日一日间盗劫六起》，1930年1月25日《申报》）。
窃贼不仅入室抢劫，甚至敢于向执法机关示威。下面是一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警察枪支的案件：
1947年11月27日，上海江宁路分局长寿路派出所一位22岁的警察（7662号警士），于下午6时许，在胶州路余姚路口站岗时，突有盗匪3人各执枪械，其中两个盗匪将警察的左右胳膊捉住，令其向上高举手；另一盗匪持枪指着警察胸部，喝令他不要出声，然后用刀将警察腰部所携带的枪绳切断，将装有子弹的手枪劫去。
这3个盗匪劫到枪后，沿着胶州路向南逃逸。事后该警察垂头丧气地奔赴派出所报告。长寿路派出所一面电告分局，一面派警员兜捕。但因盗匪抢到手枪后早已远逃，难寻其踪迹（参见《警局刑事警官处第二科处理1947年11、12月份强盗案件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第131号）。
上面这起抢劫警察枪支的案件显然是窃贼对法律的公然藐视。
窃贼的横行霸道使得受害者对其偷窃行为深恶痛绝。在国家法律尚不能保证受害人利益的情况下，受害人一旦捉住了窃贼，虽不能千刀万剐，也要发泄心中的愤恨。
1935年10月，曾有一个扬州籍窃贼，名叫滕顺子。一天夜间闯入上海闸北天宝路张国庆的家中行窃。恰逢张国庆邀其好友在家吃饭，听见隔壁房中有异常响声，遂起身察看，正见一个名叫滕顺子的窃贼在行窃，于是将他当场捉获。张国庆的两个好友也闻讯赶来，三个人将窃贼捆绑在木柱上，拳打脚踢。一阵痛打之后，张国庆从屋里取出了一枚长针，效法古人在罪犯面部刺字的酷刑，强揪滕顺子于地，用长针在滕顺子的左面颊刺上了铜元大小的“强盗”两字，加涂青色墨水，然后释放。
滕顺子被释放之后，即向法庭控告张国庆等人对其实施黥刑。张国庆等三人因此被拘，在法庭上与滕顺子对质公堂。张国庆等在法庭上对自己施行的残忍手段，还振振有词：“在窃贼面上刺以‘强盗’二字，使窃贼遭终身奇耻，使人见之能够识别，预以防范。”
张国庆等三人私设公堂，实施残忍手段，使窃贼无脸立足于社会。这种行为虽然并不足取，但这件事也反映了人们对扒窃活动的仇恨和报复心理。
鉴于盗贼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对盗窃罪进行制裁是历代政府保国安民的重要措施。在社会舆论对盗窃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在法律上规定对盗窃罪的制裁，并严格执行，是禁绝盗窃案件发生的根本所在。
二 对盗窃罪的处罚（1）
在中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经过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
如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有关盗窃犯罪行为方面，不仅包括秘密窃取行为，还包括暴力夺取等行为；有关盗窃犯罪的对象方面，不仅包括于“财物”，还包括“臣妾”，而且将不动产也纳入盗窃犯罪的对象；在盗窃犯罪侵犯的客体方面，除侵犯财产所有权、持有权关系之外，还将侵犯人身关系以及国家统治关系、危害国家安全列为犯罪。我国现行的
法律中关于盗窃罪的概念就是从上述繁杂的概念中分离、简化而形成的。
现行法律是在对古代法律的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盗窃罪的法律构成，古今中外有关盗窃罪的立法中都将犯罪行为、犯罪数额纳入构成本罪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盗窃犯罪的数额，如上面所提到的，《秦律》曾有“盗采人桑叶，藏（赃）不盈一钱”，罚劳役三十天；“不盈二百二十至一钱，迁之”；“不盈六百六十至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等规定，我国的唐律、宋律、明清法律以至现行的法律都有有关盗窃犯罪数额构成本罪的规定。
在古代刑法中，在对盗窃犯罪行为人实行刑罚时，年龄和身高往往是考虑的一个因素。古代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不尽一致。《礼记·礼运》：“八十、九十曰耄，七岁曰悼，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周有三宥三赦之法，汉仿周制，宣帝元康四年下诏：“……诸年七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咸帝鸿嘉元年又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诛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
《唐律》在规定刑事责任制度与对盗窃犯罪行为定罪科刑时，尽量把罪人的恶性与犯罪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结合起来进行考虑。疏议中对这一原则往往结合具体的规定，做出具体的解释。疏议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盗及伤人，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疏议中对于这一规定的解释是：“盗者，虽是老小及笃疾，并为意在贪财。伤人者，老小疾人未离仇恨。此等二事，既侵损于人，故不许全免，令其收赎。”宋、元、明、清多依照唐律而定刑，没有大的更改。以上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当然也适用于盗窃罪。
古代刑法中对犯罪行为人年龄的计算，也往往采取宽大原则，如提出“诸幼小为盗，事发长大，以幼小论；未老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