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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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1480页）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的通过，又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人们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作立国之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原则，40年前就载入了《共同纲领》。这说明，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选择的通过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2．《共同纲领》中何以未写社会主义？
多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对《共同纲领》未写社会主义而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理解。据我所知，其所以不写，既不是一时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有人说是为了麻痹资产阶级等），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这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1949年8月26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指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它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
9月21日，少奇同志代表我们党在政协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4页）
9月22日，恩来同志作《共同纲领（草案）》说明时指出：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稍后，他还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来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1952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定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我记得，没有写入《共同纲领》的，还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个原则是表明人人都应有工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还做不到。
3．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从稳步地实现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在进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来同志：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具体任职如下：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同志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者注）
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第四部分第108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3）
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排。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前几天不是就从香港飞来12架飞机吗？这是对革命有利的。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1949年11月13日，针对交通部党组个别领导成员在与党外人士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曾以中财委分党组的名义作过批示：（1）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份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不去就商党外人士。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做硬性决定，除检查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耐心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2）一切重要决定，须请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共同讨论。这决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需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决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党内可以不事先商量，直接提到会上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那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反而更活泼些。（3）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均应让党外人士知道。如电报、公文，上级来的指示，下级送的报告，都要送给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这样，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重提上述这些事情，无非是想说明，从新中国诞生起，党中央就十分注意奠定和加强我党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基础。我觉得，党外人士参加政府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的耳朵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蒋介石国民党要内战、独裁，就要卖国，就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为了企图控制中国，也必然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杀了国民党的威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
1．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3月25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月26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8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高、王，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专家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7月11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增进两党关系问题。15日至26日，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负责同志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27日，刘、高、王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30日，少奇同志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8月2日，毛主席电请少奇同志回国，参加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组建工作。9日，刘亚楼、张学思同志抵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乘专列离莫斯科回国（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同行）。
2．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为了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了奠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