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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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错误，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第二部分第40节 于化民的回忆（1）
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东征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并亲自率领红军强渡黄河东征山西，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出击。在东征战略的决策过程中，他以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和知难而进的无畏精神，为党中央制定这一战略方针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近年内，有关部门在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时，考证确定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起草的，为揭示毛泽东在东征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和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艰难征战，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终于在陕北找到了落脚点。新的生机在孕育萌发。但是，陕甘根据地作为新的革命大本营，也有它的不利因素，红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
首先存在着地域条件的局限。陕甘根据地位于西北黄土高原。中央红军到达前，这块由刘志丹、谢子长开辟的根据地，极盛时北迄长城沿线，南抵淳耀，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包括25个县，其中有6座县城，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多万。这与中央根据地全盛时的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1座县城，人口250万相比，面积和人口都要少得多。不仅如此，中央根据地所处的江西、福建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比较发达，而陕甘根据地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生产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样的条件，供养5000人的陕北红军尚可应付，可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主力红军的人数已达到1．1万余人，而按照革命形势的需要，红军还应大大发展。在经济上、兵源上仅仅仰赖陕甘根据地就难以为继了。
再者是周围大军云集，敌情严重。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屯扎着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南面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位于宜川、韩城、白水地区；西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据守延安、洛川线，阻隔陕北与关中苏区的联系；北面的榆林、三边被井岳秀的86师盘踞；东北方的绥德、米脂在高桂滋的84师控制之下；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东面的吴堡、义合镇一带布置了4个旅防守黄河，另外在黄河东岸还有25个旅的晋军主力虎视眈眈。敌军大兵压境，根据地区域狭小不利于红军的机动，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延安至西安的大路也被敌军封锁。随着中央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蒋介石的“围剿”重心势必也会转向西北。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受到空前严重的威胁。
这样，关系红军和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突出地摆到党中央的面前。它包含了下列互相关联的内容：一、如何对待陕甘根据地，是用最大力量巩固发展这个落脚点，还是放弃它另谋生路？二、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应当选择何处为主攻方向？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巩固地发展，还是以发展求巩固？应该说，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认识基本一致。历来重视根据地并亲自开创了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充满信心和期望。还是长征在甘肃境内时，他就鼓舞红军指战员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他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在陕北打的第一仗，即直罗镇战役，认为这一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经历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磨难，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连“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也痛切地意识到了根据地的宝贵。起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第二个问题，即红军究竟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围绕着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中央和军委行装甫卸，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向问题。1935年10月下旬，在吴起镇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军向陕甘晋发展，宁夏、绥远不作为主要方向。11月18日的东村军委会议又决定，红军的当前任务是打击南线的东北军董英斌部，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切掉了南线尾随追击的敌军。毛泽东在战后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到晋陕甘绥宁五省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他明确地提出向东对阎锡山作战，是在11月30日晚发给张闻天的电报里。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翌日，他又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如阎军渡河西向，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同时他还命令刘志丹侦察黄河沿岸地形和敌情，绘制地图，做渡河的准备。联系东村会议决定分析，毛泽东这时提出东渡打阎，还是把它看作巩固陕甘根据地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尚未赋予它独立的战略意义。东渡提议得到彭德怀的赞同。
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进而夺取绥远的五原、包头地区，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这种意见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11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毛泽东12月1日回信中虽然表示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可他主张不要马上出动，而应抓紧时间在陕北扩大红军，四个月内扩大1万人，并且在路线上也不是径入宁夏，而是经由山西和绥远。毛泽东认为，“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这里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一、红军要向外作战；二、不脱离陕甘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包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极大危险性。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巩固南线阵地为中心。他同意红军突入山西，目的是调动陕北晋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晋军主力，扩大红军，求得在黄河一段巩固发展。林彪也曾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这样关于战略攻击方向的选择，大致上出现了三种意见，毛泽东主张向东，张闻天主张向北，彭德怀主张向南，侧重点各有不同。
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抵达瓦窑堡，参加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军事问题。毛泽东在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指出：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1936年主力红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红一方面军在1936年的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与日军发生部分的战斗。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的工作重心要摆在山西，总方针为着山西，红军应当进入山西作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根据军委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军事决议》确定“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为红军的两个基本任务，决定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去。《军事决议》提出分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完成渡河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准备。第二步东渡黄河开入山西，击破晋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在晋西开辟新苏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组织抗日联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打通苏联，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
第二部分第41节 于化民的回忆（2）
如果说直罗镇战斗后毛泽东提出渡河打阎还仅仅把它看成红军行动的临时步骤，那么瓦窑堡会议已经把东征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毛泽东坚持选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果敢决断。通过与向西和向南方案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东征将会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
第一，日本继侵占东北、热河后，将魔爪伸向华北，攫取河北、察哈尔大部主权，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卖国政策，全国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而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一贯坚持亲日立场，顽固反共，镇压抗日活动。红军东征山西打阎锡山，可以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气焰，广泛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主张，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山西、绥远地处抗日前沿，一旦红军在山西立住脚跟，便可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给日本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红军出山西、绥远，接近外蒙，还便于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与北上抗日的目的比较，它是处在次要地位的。
第二，东征山西可以极大地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比起陕北，山西地区宽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拥有数亿元的雄厚资本和可观的军事工业。红军东入山西，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大量筹措钱粮，补充给养，征集军用物资，还可以扩大红军，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陕甘根据地地域狭小，四面受敌，红军长久局促陕北一隅，势必陷入被动。以主力红军冲破敌人黄河防线跳出重围进到外线，不但能够调动入陕晋军，减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还有可能在河东创造新的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隔河呼应，互为援手。这并非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是放弃陕甘根据地，而是用发展、用开辟新区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灵活运用。
第四，红军把山西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有利于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初到陕北就注意与东北军中下层人员建立联系。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统战的对象发展到上层。中共先后派南汉宸、汪锋与杨虎城联络，张学良也向爱国人士杜重远、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表达了愿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意向。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就避开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正面冲突，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也就是《军事决议》中所说的“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东征的战略意义并未马上被所有的人理解。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主力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等坚持后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道：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作。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对于陕甘苏区会有极大帮助，要下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但这着妙棋的高明中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主力红军渡过河东，陕甘根据地后方空虚，如果南北敌人趁机进攻，陕甘根据地有丧失的可能。主力开往山西，与后方的联系有黄河天险阻隔，一旦黄河被封锁，前线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还有被各个击破之虞。不少人对此表示忧虑。
彭德怀在1月24日和26日两次致信中央，强调巩固陕甘苏区的重要性。信中说：“陕甘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