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7-权力巅峰的爱-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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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来自“最优秀的家庭”的姑娘，并且比他小35岁。显然，他的的确确真正地陷入了热恋，他和乌莉一同度过空闲的每一分钟，他帮她做作业，在她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后送了她一辆二手的大众车。他的私人助手和亲信马塞尔·赫普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在了他的日记里。施特劳斯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非常爱他的三个孩子，他和妻子玛丽安娜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天主教党派的主席，终生信奉“基督教道德法则”。然而，为了和乌莉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却准备好了去面对丑闻，并且放弃一切。“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死亡，从此他就不可能东山再起。”35年后，他的政治同道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说，他自己也有关于基社盟对顶尖政治家离婚是作何反应的痛苦经历。最终，施特劳斯还是放弃了。马塞尔·赫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他和乌莉分手时，他流出了痛苦的眼泪。”这当然不仅关系到乌莉还是家庭的问题，还关系到施特劳斯作为顶尖政治家的存在问题，关系到在权力中心的去留问题。但大联合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后，1969年10月21日，维利·勃兰特在联邦议院被选为新总理。所有主要的政治家都起立祝贺勃兰特。只有施特劳斯像被钉在座位上一样坐着没动，在一种惊愕的状态下发愣——勃兰特偏偏到达了施特劳斯朝思暮想的位置，登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这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生活目标落空了。“施特劳斯不再是个有前途的人了。”《南德意志报》写道。这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为了不放弃他在这个权力中心的位置，他放弃了乌莉，而现在他又被清除出了这里。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家庭是避风港（4）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风格又一次改变了。如果说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时候表现得适度而有分寸，让他的对手都大为吃惊的话，那么现在他毫无分寸的言辞甚至使他的朋友都感到震惊了。“谁要是阻碍我得到权力，我会杀了他。”据说在酒精的影响下，他曾在小范围内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人们不清楚他当时的表达是否真是这样。施特劳斯了解台下的日子，他怀念被人欢迎和拥戴的时光。就像当初在帕绍，当他走进尼伯龙根大厅的时候，人们都用崇拜的表情看着他，虔诚地和他握手，就像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他讨厌作为反对党的生活，这种无尽的等待让他不胜其烦。但终于他找到一点小小的快乐：他在世界上还挺有名——这点倒得感谢奥格施泰恩和他的同伴们。他现在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和玛丽安娜一起出访，这里见一个沙特王子，那里见一个柬埔寨公主，还和极少再接见其他人的老年毛泽东握手，同地球另一端莫斯科的对手进行争辩。这搞的可是“大政治”。他同样重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甚至智利的右翼独裁者。当然他还远远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皮诺切特，他当然只去见那些与他同样狂热的莫斯科反对者。皮诺切特在1977年要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头衔，他便去了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场的埃里希·李德尔说，在那儿的时候，皮诺切特要感谢他“把南美洲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施特劳斯和皮诺切特甚至用了很长时间来讨论宪法的开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真是恐怖的一幕，皮诺切特曾对上千人施以酷刑并使其中的许多人“失踪”。1977年9月，汉斯·马丁·施莱尔被恐怖组织“红军派”谋杀。155　　　　
　　　　一个月后，“红军派”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目的是想让他们在施塔姆海姆身陷囹圄的头目获释。那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玛丽安娜在慕尼黑一栋高楼里买下了顶层14楼的三套住房。现在施特劳斯家住在那里，远离普通的生活，因为玛丽安娜害怕。自从她和丈夫结婚，虽然她已经习惯了他“被诽谤中伤”，但现在在这种全国都被恐怖组织袭击的情况下，危险更近了，丈夫或许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是孩子们。这里安全措施严密，电梯只到13层，那里有安全官员检查每个人。三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保镖。早晨，如果孩子们去上学，玛丽安娜会从上面看着，只到孩子们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在对面邻近的高楼上已经有“红军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儿。莫尼卡·霍尔迈埃尔曾经非常透彻地描述过这个时期以及它给玛丽安娜的三个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许这种紧张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一些特别歇斯底里的表达：他骂作家贝恩特·恩格尔曼是“老鼠和苍蝇”，因为这位作家总是盯着他，而且老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书。这种使用糟糕的纳粹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特别是使年轻人认为，施特劳斯本身就是个纳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要求“制止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则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无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威胁。“就像沥青和硫磺。”莫尼卡·霍尔迈埃尔说。每个人都完全支持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持丈夫，子女支持父母，家庭就是避风港。因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认156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我们在一起就像沥青和硫黄。”女儿莫尼卡描述施特劳斯家庭。在沙发上的是（左起）弗朗茨·格奥尔格、莫尼卡、弗朗茨·约瑟夫、玛丽安娜、马克斯·约瑟夫。为，在家庭外边，整个德国上下，老的价值观已经沦丧。她仔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变化，这种“堕落”——离婚、堕胎、同居的人数都在增长。以她之见，这都是“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她和她丈夫的观点一致。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们有一天“站到对立的阵营”中去，那么“灾难马上就会降临。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崩溃”。几年后，她的女儿说，如果丈夫、孩子们面临的危险没有改善，原来的价值观仍然被“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破坏，157　　　　
　　　　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母亲当时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基于以上的原因，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总是把很多钱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手袋里带过去。那里是完全安全的，没有恐怖分子，当然也不会有德国的税务机关。她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怎样在税务机关面前藏钱的经验。她死后很多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个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妇玛丽达·哈尔夫特去当地教会经营的二手货商店。玛丽达·哈尔夫特经常在这儿淘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且也注意给她收集旧手稿的丈夫找些东西。这次，这个家庭主妇在角落里许多书的下面发现了一堆文件夹，上面“基社盟”、“财务主管”、“FJ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姓名开头字母的缩写）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这11个文件夹被她作为废纸买回，并转卖给了《明镜》周刊，它包括了沃尔夫冈·博洛尔当时对基社盟财务状况记载的原始档案。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从1967年到1971年管理着基社盟的财政。正如一份报纸所写，这份来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档案，泄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从未能证明的有关基社盟的捐款丑闻。《明镜》周刊——当时“民主的突击炮”，用这发犀利的炮弹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经去世的宿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发出了一排齐射。据他们的报道，党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着一张特别账户的网。他把高达百万的巨款转移到这些户头上并像他的私人财产那样使用，没有税务官员的干扰，也没有党内人士的监督。这些钱被指定用于基社盟主席的“个人政治用途”，它意味着施特劳斯158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各种危机之后，两人仍然真心相爱：玛丽安娜·施特劳斯依然绝对忠诚地和她的丈夫在一起。159　　　　
　　　　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使用这些钱。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施特劳斯是否确实拿着这些钱作为私用了，因为早就没法追查。况且即使涉及到税务问题，主席收下这些“捐款”也是为了党的工作。这些账户的一大部分钱都由玛丽安娜为她的丈夫和党进行管理。沃尔夫冈·博洛尔在施特劳斯周围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资深的律师，他曾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为工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辩护。几年后，弗里克让他做了弗里克集团独立负责的企业主管。博洛尔是个强有力的企业家，但他又想成为议员。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基社盟在阿尔高的一块选区划给了这个杜塞尔多夫人。没有哪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捐款者又是收款人，作为弗里克集团的老板捐款，再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收款，而且通常经手的都是上百万的金额。只要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需要钱，企业家博洛尔就转一些过来。其他很多大工业家也认为给施特劳斯捐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以此为荣。马克斯·格隆迪西曾捐过80万马克，弗里克曾捐过95万马克。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各自的目的，或者表明他们支持这个反对社民党的特定的政治阵营，或者要求共同的决定权，或者还有其他危险的图谋。账户的故事实际上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施特劳斯还在舍恩地区当州议员，只不过数额还很小，这边每个月从埃德卡公司得到600马克，那边从巴伐利亚光学工业公司得到800马克。此外，每个月还有来自“国民经济协会”的5000马克流进“特别账户”。到1961年施特劳斯当选基社盟主席时，账户里大约有65万马160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筲施特劳斯夫妇，1977年。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家庭是避风港（5）

　　　　克。玛丽安娜，这位专业的国民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主管尝试利用这些钱，通过在巴伐利亚乡村银行或是杜塞尔多夫的波士根／马克斯银行等无数次的转账来为基社盟赚取资本收益。从博洛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玛丽安娜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位基社盟的财政部长想对玛丽安娜的决定施加影响，但都以失败告终。对施特劳斯来说，已经持续了九年的反对党生活一无所获。而此时，在63岁的时候，他终于想要“隐退”，为家庭和朋友们做些奉献——不如回去不受干扰地当个官，和玛利安娜一起应酬，同时享受生活。1978年，他决定回到慕尼黑担任州长的职位，他自认为161　　　　
　　　　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差事”。难道他真的想“做不成‘罗马的老大’，就去做地方的诸侯”？但“罗马”却又一次召唤了他。那是1979年５月23日，举行联邦大会的日子。卡尔·卡尔斯滕斯当选联邦总统，同时还讨论了联盟中总理的人选。科尔这回不想干了，因为尽管他在1976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仍然落选总理，而下萨克森州的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作为下一个候选人又不是那么理想。深夜，施特劳斯和他的亲信们坐在哥德斯堡的豪华餐馆“科洛普夫施图本”里，弗里茨·齐默尔曼突然说：“如果不趁现在，那还等什么时候？”所有人立刻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施特劳斯应该竞选联邦总理一职。他应该为了漫长的政治生命中的伟大目标而站出来奋斗。在1980年的竞选中，他长时间扮演了他一直以来表演得最好的受害者形象。他自称是“最被东欧所仇恨的人”，说有人煽动反对他的情绪，利用“秘密共产主义分子”以及“伪文学的亚文化”来挑拨，这一切都让他想起当初戈培尔点燃反对犹太人情绪时的情形。直到有一天，施特劳斯忽然领悟到：“人们是不会选克珊德拉的。”人们不会去选一个“永远的受害者”。玛丽安娜也将自己投入了战斗。为了自己的丈夫——竞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科班出身的国民经学家举办了四十多场竞选活动，主题都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问题。她的想法、她的语言、她的动作——她的一切都和她的丈夫惊人地相似。这不意味着她就是丈夫的翻版，只是人们吃惊地看到，两人相似程度是多么的深。就连马克斯·约瑟夫（21岁）、弗朗茨·格奥尔格（19岁）162　　　　
　　　　和莫尼卡（18岁）也来为他们的父亲助威。他们表达了施特劳斯是怎样的一个好父亲以及他如何地理解孩子们。一切都无济于事，施特劳斯输掉了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