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团队中的女人-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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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说。　　　　
　　　　至于共和党登记非洲裔美国人，而民主党不登记，《华盛顿邮报》的达利·拉萨柯夫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尽管当时的民主党想尽花招不让黑人选民投票是事实，但共和党也不让黑人选民登记。只有当时在选民登记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愿意这样做，而且是秘密的，并且只是在选民同意登记为共和党的情况下。共和党也没有对剥夺黑人选民的选举权表示过异议，换句话说，他们也只给支持者选举权。赖斯故事里想象出来的非凡的道德形象与事实存在很大出入。约翰·赖斯绝非她女儿说的那种共和党的忠实党员。　　　　
　　　　约翰·赖斯是拉尔夫·阿伯纳希（Ralph　Abernathy）的亲密朋友。阿伯纳希是伯明翰民权运动中一个关键人物。后来，赖斯曾经为金博士筹过款。他反对示威的策略，但是并不反对示威的目标。像许多黑人父母一样，他没有理由让孩子冒额外的风险，但是他认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赖斯没有放他班级里的学生去参加抗议活动，但他也没有惩罚那些溜号去参加抗议的学生。当游行者填满了街道和监狱，他也领自己的女儿去看。康多莉萨说她还记得自己8岁时骑在父亲的肩上去看正在创造的历史。　　　　
　　　　赖斯家能够安然无恙与特权不无关系，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炸弹摧毁了赖斯的朋友同时也是该州知名律师阿瑟·绍尔斯的家，另外一颗就扔到了他们家不远处时，约翰·赖斯也拿起了猎枪和当地的男人一起在街区巡逻。很显然，他并不相信单靠智力就能保全自己。在康多莉萨·赖斯向共和党全国大会讲述时舍去了这部分。　　　　
　　　　总之，自我提高是一个美好的主意，但是并不能挽救生命。四名在第十六浸礼宗教堂遇害的女孩子的家庭发现了这一点。遇害的女孩也都上了舞蹈班、长笛班，也和赖斯一样有远大的理想，但他们最终在爆炸中埋在了教堂里。　　　　
　　　　赖斯进入大学时，她的理想是做一名音乐会钢琴家。她从3岁起就跟她的祖母学习钢琴。在10岁时，她的母亲拒绝了她放弃钢琴的请求，母亲说：“她还不够大，或者不够好，不能由自己做决定。”她继续练习、演奏、学习、没日没夜。直到大学三年级时在一个音乐夏令营里，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到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我缺乏专家的才气，我恨练习，”她告诉CNN的记者说，“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搞音乐，我最终的前途不是在卡内基音乐厅，而只能在一个钢琴酒吧里演奏，或者教13岁的孩子谋杀贝多芬。”　　　　
　　　　17岁时，在把她的生命奉献给乐器多年以后，她看到了自己身边的那些音乐天才，经过权衡，选择了放弃。她的朋友基伦·斯金纳说赖斯倾向于以这种客观的方式做出艰难的决定。“她不相信在人们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有意义，”斯金纳说。　　　　
　　　　没能实现母亲梦想的赖斯如何感受不得而知。人们的印象是，赖斯从不在感情问题上停留太久。“不研究俄罗斯音乐家，我决定研究俄罗斯的将军们。”赖斯说。　　　　
　　　　在丹佛大学，赖斯试图寻找一个新专业，上了一堂约瑟夫·柯贝尔（Josef　Korbel）的课。柯贝尔是一位捷克流亡者，教授国际关系课程。柯贝尔碰巧认识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女奇才。他自己的女儿玛德琳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或许是柯贝尔的教学方式适合赖斯，或者是他以“旁观者”的视角看美国，引起了赖斯的共鸣。丹佛大学的教授阿兰·吉尔伯特曾经和柯贝尔一起教授过共产主义课程。根据吉尔伯特的说法，柯贝尔生在纳粹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他害怕街上的工人，但是那些人同法西斯战斗。”吉尔伯特说。柯贝尔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的年轻人保持了旁观者的关系，赖斯可能发现了他与伯明翰创造历史的孩子们之间存在同样的一种关系。柯贝尔来到美国后，从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学者，转变成为一味反共的中立偏右分子。他在美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位置，他找到了。赖斯也在寻找。无论是何种原因，她的情感转移了，从钢琴转到了国际政治领域。　　　　
　　　　从学于柯贝尔，赖斯对俄语以及俄国政治产生了兴趣。吉尔伯特说，她花了一年时间写了关于苏联政治和音乐的论文。　　　　
　　　　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赖斯攻读硕士学位。然而，赖斯对苏联的军事力量非常着迷。她父亲，约翰曾为她研究了可能读的研究院。圣母大学有当时全国领先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心。1974年，赖斯开始研究苏联军事。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间　　　　　　
　　　　的力量平衡，是当时研究的问题。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历史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1975年，苏联、美国以及33个国家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保证维护人权。《赫尔辛基协定》还承认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统治权。在圣母大学，一个保守派的天主教协会非常关注东欧的天主教问题，该协定被看作最好只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1975年，赖斯未经认真考虑，听从她堂妹康尼的意见进入了法学院学习（康尼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但是柯贝尔劝说她重新回到了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柯贝尔是该研究院的创建人之一。在丹佛大学，赖斯开始学习捷克问题，并继续研究苏联军事的影响。那个时期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完全依靠苏联的文献，但是在柯贝尔的影响下，赖斯研究捷克的文献，研究突飞猛进。　　　　
　　　　作为论文研究的一部分，赖斯去苏联进行了一次为期七个星期的旅行。在苏联她参观了柴可夫斯基曾经工作过的歌剧院。她的俄语已经非常流利。在回来后，她又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华盛顿旅行，并在国务院担任实习生。　　　　
　　　　并不十分清楚赖斯是如何表述她对卡特政府的看法的。她说，1976年她投了卡特的票，但1980年她对民主党失去了信心。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说他很震惊也很难过，他对苏联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最巨大的转变”。他宣布对苏联谷物禁运，号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核武器条约。赖斯说，她认为卡特的反应太软弱。“我记得当时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事情吗？’一个可怕的政府，当然他们能够侵略某个外国。”她就是这样告诉《时尚》杂志的。　　　　
　　　　1981年，一从研究生院毕业，赖斯就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邀请。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该中心从未把这种研究员资格授予一个非精英大学毕业的人，不要说一个女人，更不要说一个黑人女子。几乎立刻她就被任命为助理教授，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赞助性行动的任命。从这些年开始，赖斯讲述她的历史的时候，在有些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模糊。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她第一次投票支持罗纳德·里根。第二个就是她从赞助性行动中受益的程度，但是即便是她1981年才接受了该行动的帮助，赞助性行动早就帮了她的忙。“他们并不需要第二位苏联问题专家，”她告诉《时尚》杂志说，“但是他们问自己，是否接受一名黑人女性能够让我们的研究队伍构成变得多样化？”事实上，她第一次从赞助性行动中受益是她父亲把她带到丹佛大学，并保证了她在大学有一个位置的时候。　　　　
　　　　里根的问题更加难以捉摸。赖斯现在喜欢说她第一次投共和党的票是在1980年。在她如今的政治发源地，支持共和党是一个相当好的入场资格。美国企业研究员和苏联问题专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回忆说，1984年当他第一次遇到赖斯时，赖斯非常愿意让大家知道她是一个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机构中的一名共和党人。“她认为很重要，她是斯坦福大学教员中，惟一的黑人女性共和党人，”阿斯伦德说，“我的意思是说，她愿意大家宣传她是一名共和党人，在那个圈子里这并不流行。”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4）

　　　　但是就在同一年，赖斯还作为一名外交政策顾问，为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灾难性的初选工作。或许当时赖斯还在考虑她的选择。教授阿兰·吉尔伯特（赖斯曾经和他一起参加过五次丹佛大学的研讨会，包括一次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战争”）印象很深的是，赖斯当时对哈特的日程非常感兴趣。　　　　
　　　　“赖斯是个有创见，思想活跃的学生，教这样的学生是一种荣幸。”他说。吉尔伯特教授，教授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理论，是一个长期的激进分子。在赖斯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头几年，他们还保持联系。他还记得，当赖斯被录用的时候，他们还开玩笑说大学肯定在他们的赞助性行动统计中把她算了六次。“她做得比三位一体还要好，他们在三个部门都把她算上了。”吉尔伯特暗笑。　　　　
　　　　他记得赖斯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贾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温伯格当时是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经常访问以斯坦福大学作为基地的胡佛基金会（Hoover　Institution）。《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把胡佛基金会叫做“西海岸反共的堡垒”。吉尔伯特说，赖斯是逐渐变化的。　　　　
　　　　“贾斯帕显然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赖斯的前教授回忆说。从80年代末开始，赖斯开始不再和吉尔伯特接触。在小布什总统竞选选举期间，他寄给赖斯他最新的书《全球政治一定要限制民主吗？》（Must　Global　Politics　Constrain　Democracy？）。三年后，他还在等待回音。　　　　
　　　　到了80年代末，赖斯不仅仅是一位表现优异的教授，得到了教学奖以及学校的嘉奖，而且她对于苏联军队在东欧的部署情况令人吃惊的了如指掌。1984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斯坦福大学偶然遇到了她，邀请她出席在阿斯本学院（Aspen　Institute）以及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政策会议。　　　　
　　　　这对一位对于军事问题感兴趣的年轻的苏联问题专家来说是重要的年份。1985年，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高峰会”，次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了第二次。当时表面上说的是合作与缓和，可是两位领导人背地里却相持不下。戈尔巴乔夫希望延长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期延缓发展及部署更昂贵的新一代导弹；里根和温伯格及其助手理查德·皮勒（Richard　Perle）则想完全抛开这个条约，稳步前进，发展新式空间武器，或者“星球大战”计划。　　　　
　　　　对一个仔细的观察家来说，很清楚里根使用“军备控制”作为控制并最终击败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手段。里根相信，苏联效率不高的经济无法支撑一场同美国展开的真正的军备竞赛。他的长期计划（在1980年的芝加哥的国际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明确阐述）并非合作，而是统治，这个目标与今日之布什政府的目标相同。　　　　
　　　　美国对苏政策需要改变，从“平衡”到占据压倒性优势，罗纳德·里根宣称：　　　　
　　　　“首先，这必须建立在对美国未来清晰的前景和怀有坚定信念的信仰基础之上。其次，要求建立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强大的经济，提供给我们在创新科技方面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最后，非常简单，我们必须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能力以维护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安全。”　　　　
　　　　赖斯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事实上包含了同样的语言。“为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第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澄清我们的立场。”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这样开头的。它摆出的目标是“我们必须建立和保持我们的能够足以应付挑战的防卫力量。预先制止其他强国的扩张，美国的强大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赖斯写道。　　　　
　　　　如今的趋势，包括国家结构的调整、政府倾向的转变以及对于军备控制的挑战，都是多年前赖斯担任全职教授或者还是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出现的。欧洲的版图被重新划分，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政府已经变化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加速了这个日程表，但是这一切自里根政府时代就已经开始。康多莉萨·赖斯占据了一个靠近绳圈的位置，或者在政府里或者非常靠近，她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