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团队中的女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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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干：“世界上的文明人正在恐怖中大声疾呼，不仅因为我们为阿富汗的妇女和儿童伤心，而且因为在阿富汗我们看到，恐怖主义的世界很可能会强加在我们身上。”
布什喜欢称他的战争是“防御性的”。谁能比妇女更好地把这种观念贩卖给人们？众所周知，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反对不必要的暴力。2002年10月7日，总统告诉全国：“我们冒着烟的枪能够起到蘑菇云的作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在第二天说了同样的话。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在10月9日又说了同样的话。国会的投票就在10月11日举行。作为一位怀有感激的切夫隆公司以其名字命名油轮的妇女，赖斯并不是一位有迪克·切尼地位的石油商人，但是她曾经在切夫隆公司的董事会服务了十年，曾经参与过为美国赢得新发现的中亚和中东石油运输路线的谈判。至今，她还保持了看起来不像个石油商人的优势。如果公众怀疑，她就不断地把公众的注意力重新指向她的“故事”，在种族隔离的亚拉巴马长大的故事。事实上，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反对第一次武装入侵伊拉克，因为每天处在致命打击下的步兵之中，贫穷的应征入伍者占了很大比重。赖斯宣称占领真的为了民权，2003年8月，她在全国黑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致词 ：“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成长在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的环境下。1963年伯明翰教堂的爆炸，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其中一个被炸死的女孩是我的朋友……（40年后）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对身边寻求自由的人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否认人的自由权利）在1963年的伯明翰是错误的，在2003年的巴格达也是错误的。”
美国士兵在焦虑中写信回家，伊拉克人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说，美国入侵给伊拉克带来了安全，因为平息了伊拉克的种族战事，消除了对妇女的压制。“女性不能再单独离开他们的家…… 这让人感到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伊拉克穆斯林妇女说。“在战争前，在校大学生50％左右是女性，而就业者中超过50％是女性，”一位匿名的女性在网络日记中这样写道。“不再如此了，”这个名叫“河流转弯”的作者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计算机程序员被从前的同事驱逐而失去了工作。男人们告诉她，“女人不再受欢迎”。我哭着一路回家，充满了苦涩——为了我的工作而哭泣，为了我的未来哭泣，也为了被破坏的街道、损坏的建筑物以及崩溃的人们而哭泣。”
如果有人在更大的范围提出异议，布什总喜欢抛出单一的故事进行回应。谈到他的内阁，布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真正解释了美国应该如何去做。”康多莉萨·赖斯把整个关于“叙述中的她自己”的观念藏在心底：“在许多方面，我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她为《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
但是布什身边的女人，无论如何，说不上典型。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妇女和儿童中的贫困人口增加了，即便这个国家经济繁荣。占70％的60岁以下美国女性，或者在工作，或者在找工作；几乎接近一半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都是由女性来抚养。在男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里， 1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女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里，这个比例几乎是两倍，有27。8％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政治家们的讨论话题从社会安全，转移到华尔街掌控的私人投资账户问题上时，他们的决定影响的主要是妇女 ：6。9％的65岁以上的男性生命的最后部分生活在贫苦中；而女性这个比例则达到11。8％。
如此经济上的差异，按照布什手下的女性的说法，是歧视和制度性偏见的结果，而并非女性个人的选择。他们宣称，选择生育会导致女性收入比男性少。作为一个群体，妇女并没有面临障碍。她们的论点是：记住一些妇女是如何成功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布什身边的女人都是宝贵人材。以她们的个人成就，她们想要证明机会每个人都有。但是，布什身边的女人又是特例。她们的优势是有慷慨的公司的支持以及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而且在她们同盟者的思想库有报酬丰厚的工作。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许多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她们至少已经拥有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权利和必要条件。在文中介绍的五名阁员中，只有一个人有孩子；有两个人是成功的未婚职业女性，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结婚无子女。或多或少，她们从女权运动中直接受益，而她们却视之为女性的敌人；她们从民权运动艰苦的努力中取得的成果中获益，却又在积极勾结破坏民权运动的胜利。
布什身边的女人都是极端主义的管理者手下受媒体欢迎的人，一位曾经是反民权运动的律师、反政府管制的狂热分子，有神权右翼势力撑腰。作为女人，她们扮演了特别阴险的角色：野心勃勃，强烈的权力欲，她们鼓吹公司的自由以及像她们一样的美国人的解放，她们既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总统的伪装，也是那些想按照他们对于某种神的意愿的理解重写美国法律的宗教专制者的伪装。
她们的政治是伪装的政治，是一个通过赢得新的支持者拯救共和党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她们的使命是革新共和党的形象，而又不改变既定的政策以及在一个冲突过程中的主流的美国。只有在没有人深入观察她们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因为只要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女人，或者所有妇女的权利，只要没有人足够认真地审视整个21世纪共和党的权宜之计，她们的阴谋就能奏效。姑且把本书看作是一个严肃看待这些女人的练习吧：真正足够严肃地，讲述她们的故事。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1）
康多莉萨·赖斯*成为了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她曾经领导过一家石油公司，管理过一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大学，还曾经在苏联解体时担任过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她在小布什总统政府中担任的职位，是内阁中最高的国家安全职位。然而，当《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关于这位46岁的教授的报道时，直到文章的第20段才提到了她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观点。在《纽约时报》这篇长篇人物专访接近结尾的地方，才出现了主题。整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都是她的衣服尺寸、发型、衣服的底边还有她的出生地。
《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写道：“她每天早晨只吃硬面包圈儿或麦片粥。她的衣着总是无可挑剔，通常是有庄重的花边儿的古典套装，舒适的无带儿浅口轻便鞋以及老式的首饰。”有据可查的报纸报道说，当时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赖斯“总是在她的写字台上放两面镜子，显然为了既查看正面也查看背面”。还有就是，“她有一艘以她名字命名的超级油轮，这是她担任切夫隆（Chevron）公司董事的结果”。这就是报道中对她和切夫隆公司的讨论。
洛杉矶律师康尼·赖斯（Connie Rice）是赖斯的第二个堂妹。她说这样的报道完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你从来没听说过有媒体问迪克·切尼为什么喜欢逛商店。”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谈到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青年时代，说起他是民权运动前的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白人；然而《纽约时报》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介绍赖斯的童年。《纽约时报》并不是如此报道的惟一一家。读了一打关于康多莉萨·赖斯的人物专访，你很可能读到12篇相似的有关她的家庭和她的童年的故事，而几乎没有一篇是关于她做了什么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曾经由赖斯指导过论文，同时也是赖斯的朋友。他认为报章沉迷于赖斯的隐私叙述，分明是抽了种族主义一记耳光。毫不奇怪，美国媒体对赖斯的背景感兴趣。美国“拓荒者”的故事具有内在的新闻价值，赖斯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但是“我认为存在一种种族主义的倾向，才总是对为什么当时她那样做之类的问题总是迷惑不解，”斯金纳说，“我认为，考虑到她的背景、她的教育以及她的经验。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是，大多数公众并不理解赖斯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经历。这是因为人们看起来已经认定了，决定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业生涯的，与其说是那些并不怎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不如说是她犹如从“炸弹明翰”（她的家乡是伯明翰）升起的爆竹一般的经历。
赖斯的父母是美国南部的两名非洲裔教师。1954年赖斯出生在伯明翰，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把这座城市称作是“至今为止，种族关系最差的一座美国大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的孩子在识字前，首先就学会识别“种族”标志。这座城市的特色是，只有白人孩子能上的学校、只有白人能进的电影院以及只有白人能进的图书馆。地方警察局长“公牛”康纳（“Bull”Connor）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广播里宣布一个“黑鬼”搬进了城市的“白色”部分时，就开着一辆噩梦般的白色金属柜车穿过黑人居住区。在这个地区，黑人家庭遭到炸弹袭击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赢得了“炸药山”的绰号。据说康纳手下的警察有1/3是三K党徒。
赖斯的童年刚好赶上了多种族的美国最跌宕起伏的时代。她出生的那一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董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非法。一年后，“蒙戈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事件”最终引发了法院禁止公共汽车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直到赖斯8岁的时候，伯明翰市政府才执行了这两项判决。那年，也就是1963年春天，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同事来到伯明翰，并因为抗议而遭到多次逮捕，然而当地报纸故意不把消息登在头版。为了清还这一切，数万名大中院校学生自己组织起来，上街游行。
民权运动抗争中最著名也是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康纳的手下面对非暴力的示威群众，放狗咬，用高压水龙喷，孩子们被殴打、咬伤、冲倒在地，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伯明翰街头的这一幕。
对伯明翰发生的事件的反感，帮助吸引了大约25万人在当年8月聚集在华盛顿。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或者见过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人，通过三大电视网收看了他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据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对一个助手说：“他真他妈的棒！”但是白人至上思想的捍卫者们不想让步。在青年游行后的几个月里，炸弹袭击事件增加。一颗汽油弹扔到了赖斯家街对面的邻居民权律师阿瑟·绍尔斯（Arthur Shores）家；就在华盛顿游行后的两个星期，炸弹袭击了伯明翰的第十六圣约翰浸礼宗教堂，那里正是当地民权运动的中心。
安放在教堂里的爆炸装置，目标精确地指向该市反叛的年轻人。爆炸发生正是在周日学校开课的时候。四名被谋杀的学生都坐在楼下，刚刚为参加宗教仪式换好了衣服。11岁的丹尼斯·麦克奈尔（Denise McNair）以及14岁的辛西娅·威斯利（Cynthia Wesley）、卡罗尔·罗伯特森（Carole Robertson）和阿迪·梅·柯林斯（Adie Mae Collins）都是成绩优秀、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孩子。其中一个和赖斯读同一所学校，另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2000年，赖斯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一座离第十六圣约翰浸礼宗教堂几个街区的一所教堂里，当时只是被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那就好像是一列火车开过来一样…… 我不记得在当时曾经害怕，尽管那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只是感到非常伤心。”
个人传记占据了媒体对康多莉萨·赖斯的专题报道的主要内容的一个原因是，她看起来非常高兴把自己家庭历史展示给外人。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年会上，作为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权威，赖斯进行的主题发言，有一半以上的宝贵时间都花在了谈论她父亲和她祖父上。
“我的父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共和党人，”赖斯说，“我父亲加入我们的党是因为1952年亚拉巴马州吉姆克劳（Jim Crow）的民主党不让他注册投票，共和党同意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父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也不会忘记。”（欢呼，掌声。）她还讲了她爷爷的故事，老约翰·威斯利·赖斯（John Wes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