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痛史-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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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满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惟恐被清廷立时“正法”。
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
愤懑满胸，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一直绷着，回到大同。
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南明的北风（4）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
顺治七年夏，李大学士与整族家人，被清廷于北京闹市凌迟。
人，终有一死。这位大学士，不死于大明国亡之时宣逞忠烈，一直反复多端，最终落个碎剐，真让人替他不值。
木棉花开血样红（1）
——两广汉人不屈不挠的抗争
（导读：尚可喜广州屠城。 瞿式耜桂林殉国）
平灭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等明朝“反正”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后，清廷决意继续南下。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八旗满洲的体质不适合炎热气候，于是清廷决定重用三个汉人降将，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三个大狼狗气焰嚣张，得得而来，即当时所谓的“三王南下”。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从前都是因膀大腰圆有武功，在皮岛军阀毛文龙手下效力。毛文龙收这三个人为“义孙”，孔有德名毛永诗、耿仲明名毛有杰、尚可喜名毛永喜。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这三个“孙子”日后皆叛明归清，孔有德封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顺治六年，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改靖南王、尚可喜改平南王。
三个大汉奸均契妇将雏，举家带口，大有为清朝主子不扫南明誓不还之意。
其中，孔有德率二万兵由湖南杀往广西，尚可喜、耿仲明二人率两万多人由江西杀向广东。
耿仲明行至吉安时，听闻北京朝中满洲主子要追究他窝藏逃人的“罪过”，心胆俱裂。害怕被抓入监狱受罪，他自己抢先一步，上吊死了。
其实，当时朝廷正急需他这样的汉人鹰犬，根本不可能为了他们藏起区区千把人而用“逃人法”治他们的罪。
老耿一死，倒“救”了尚可喜，清廷连这位王爷帽子都没给他摘掉，罚银四千了事。
耿仲明一死，“三王”变成了两王，进攻广东的任务，主要交由尚可喜完成。耿仲明的“世子”耿继茂并没有立刻接他父亲的王位，转为尚可喜的副手，爵位仅仅是个“阿思哈哈番”。一年多后，耿继茂才得袭靖南王。
拜佛王爷杀人狂——尚可喜广州屠城
尚可喜，字元吉，辽左海州卫人。其父尚学礼原为明朝东江游击（明军中级官员），在抗击后金（满清前身）战斗中壮烈牺牲。崇祯年间，尚可喜为鹿岛副总兵（今辽宁长海的一个岛）时，邻近的皮岛有明军哗变。尚可喜主动出击，斩拿哗变分子，弹压有功。但不久后皮岛新上任的明朝总兵沈世魁认定他“擅杀”，准备把他抓住治罪。受此小小枉屈，不甘人下的尚可喜顿忘杀父之仇，率数百兵丁向后金投降。而后，他时时充当前驱，杀掠汉人。后金变为“大清”后，尚可喜得封“智顺王”，非常受到重用。
当然，杀父之仇可忘，受枉之仇必报。尚可喜抓住一次机会，率军攻上皮岛，终于抓住并杀掉了与他有过节的明朝大将沈世魁。日后，多尔衮入关首战山海关，尚可喜也属“功勋卓著”之辈，为满州主子尽心尽力。
1649年底，尚可喜派手下大将粟养志忽然出兵，在南雄大败明军，屠城后，攻陷韶州。清军倍道兼程，直扑广州。其间，英德、清远、从化等地相继失陷。
1650年二月初，清军到达广州后，在白云山依山结营。坚守广州的南明将领，是从前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将军。
对于清军来犯，杜永和准备很充分，不仅在城周广布炮台，他还派人围城掘河三道，使河水和海水相通，只在广州城西北面留出陆地，使得广州呈易守难攻之势。
尚可喜多次招降，杜永和不从。
守城的南明军队誓死抵抗，广州城内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入守城战斗。见广州难以猝拨，尚可喜与耿继茂分为两部，分为两大进攻部分，准备持久围城，在打消耗战的同时，时刻寻找机会破城。他们四处抓掳百姓，强迫当地人民为清军挖壕修垒。
广州守城战，持续达十月之久。清军拼死冲锋，南明军奋死守卫，双方拉锯一样相互攻杀，士兵、平民死伤数万，加之溽暑疾疫，城内城外死尸成堆。
由于广州城高壁坚，清军久攻不下。
胶着期间，把守西门的明将范承恩降清，开门纳敌，终于使南明守军前功尽弃。这位奸贼，本为淮安胥吏出身，乱世抡枪，混上个将爷当，实则无文韬，缺武略，草包一个，在军中一直为人所轻。大凡没有本事的人，自尊心还特强，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一日，城中诸将为永历帝祝寿，广州主将杜永和酒喝多了些，笑骂范承恩是“草包”。就为这两个字，范承恩报复，暗中向清朝投降，广州城最终为清军所克。
范承恩不仅与清军约降开城门，他还率自己人掘开炮台之外用以作掩护的水堰，使得清军能迅速攻入战略制高点。
尚可喜很有演戏天才，他在命令士兵抱草填水洼涉进后，亲自指挥亲兵用长斧砍开外栅。临进攻的时候，他脱去甲胄，摆出要身先士卒率先登城的样子。
其手下亲兵泣谏，几个人死死抱住这位“王爷”，不要他先上。
尚可喜忽地一声抽出腰刀，做自刎状，大喝：“士兵攻城不上，你们又不让我上，让我如何对得起大清皇上，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众亲将听话听声，皆嗷然奋起，掉头往城疾奔当肉盾，率清兵冒死登城。
南明军勇武非常，拼死捍卫城池。由于叛徒范承恩开西门，又有清军新调来的红夷大炮轰崩数十丈城墙，守军终于不支。
经过半天肉搏之后，近万明军被杀，堕入海中淹死的明军几近两、三万人。
木棉花开血样红（2）
见城已破，杜永和只得登船逃走（此人最后在琼州降清，没能善始善终）。
广州城陷，准确日期为1650年十一月三日。
攻入广州后，大汉奸尚可喜怒极，下令屠城。根据各种史料和笔记，可推算出清军在广州城内杀二十多万（不是笔记《橡坪诗话》说的六十多万），血流成渠，积尸成山。广州方园四十里，最终被杀得仅剩七人（《广州城坊志》，黄佛颐）。
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著有《鞑靼战纪》，他这样记载广州大屠杀：“他们（清军）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杀死，士兵们挥刀高喊：‘杀！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刀。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卫匡国所估之数，只是他眼见耳闻的一个数字。广州周围地区被杀的居民，数目远远不止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浴血奋战的南明将士中，还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达官兵”。“达官兵”最早是明初归附明朝的元朝残军，其中包括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由于其间回回人众多，明朝官方文件就以“达”或“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