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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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同上，第861页。
37同上，第919页。
38同上，第919页。
39同上，第920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页。
41同上，第124页。
42同上，第129—130页。
43同上，第167页。
44同上，第168页。
45同上，第174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25页。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4—205页。史纳机作为中国总税务司外籍高级雇员，如违背清廷意志，将失去任满后重回总税务司任职的可能和退休时应得的丰厚退休金。穆鳞德即因其在朝鲜的作为不得志于总税务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12页。
51同上，第409页。
52同上，第482页。
53同上，第526页。
54同上，第521、524页。
55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页。
5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57《中朝关系通史》，第615页。
5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28页。
59《中朝关系通史》第629页。
6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61同上，第681页。
62日本先后通过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动乱损害商务，韩国无力平定，清应代其戡乱，日不会干预等语告袁世凯，袁亦转告李；且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在给李的电文中判断，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外生事之余力”。李等由此决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
63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
65《庚子西狩丛谈》第109—110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页。
67陆奥宗光：《蹇蹇录》，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2页。
68《中朝关系通史》第637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6页。
70如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鉴于日本不断增兵，且开始派小队日军在牙山周边侦察，6月25日（旧历5月22日）电告李鸿章：“我愈坚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摄以威势，恐养痈成患，一溃难收。……务求中堂主持，将彻底情形转达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复电认为，“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嘱其“仍坚忍，勿张皇”。7月1日（旧历6月9日），鉴于局势日益危险，叶再致电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认为“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派大军，致生疑阻。”对于中策，则“虑示弱”，请示清廷决定，清廷亦犹豫不决，遂使前敌清军陷于不战不走的困境之中，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李鸿章想避战，在开战之前撤军是惟一的选择；日本初占朝鲜，控制消化需要时间，可为清廷赢得战备的时间。参见同上，第724—725页，763—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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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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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日本屡次欲同朝鲜建交，均为朝鲜拒绝。1871年9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换约之机，试探清廷对日本欲与朝鲜建交的态度，清廷竟答复说：“中国对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其谈判，朝鲜推说自己为清属国，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礼来华交涉，当时中俄正进行归还伊黎的交涉，不愿多事，主持总署的恭亲王竟放弃宗主国的责任，答复日使：“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以后就据此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并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后清廷又授意朝鲜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建交通商，试图“以夷制夷”，牵制对朝鲜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国。美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清廷的这种做法评论说：“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之免于内忧外患。……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执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鲜随意和外国做条约上的安排。”参见该书第三卷第29页。此后清廷又转而实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鲜之内政外交。当日本派兵赴朝与清廷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时，清廷无军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于列强的调处，而当德、英等国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国订约保证朝鲜中立之时，清廷又以“不合体制”为名加以拒绝，失去了外交上的转机，最终陷入自己并不情愿的战争。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8—710页。
73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4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37—741页。
75参见同上，第752—753、758页。
767月11日，袁发烧躺倒，电告李鸿章：“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病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致害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3页。
77袁世凯去年已被清廷实授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即道员），故简称袁道。
787月18日（旧历6月16日），清廷下旨调袁回国。李鸿章当日电告袁世凯：“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
79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
8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7页。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号六斋，小名燕生，浙江（温州）平阳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聪颖，通经史，16岁进学，后在书院任教。宋是当时著名维新派人士，曾以变法维新干谒张之洞、李鸿章，但因所论多为社会伦理、经济改革，未受重视。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宋怀有大志，有文才，与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郁郁而终，年仅39岁。
82即吴长庆，武壮为其谥号。
83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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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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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颓败的国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启动变法，而守旧派阵营的瓦解，使改良派成为新一轮变法运动的主导力量。本章开头所选奏折就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变法问题向朝廷提出的十条建议。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依照他上陈朝廷的“十条”变法方针，广泛招揽人才，在教育、实业、军制、吏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全面、扎实的变法维新活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从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建设成为“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模范省份，充分表现出袁世凯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兴”是句老掉牙的古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他重视人才并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罗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北洋班底，从而为其事业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出长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北洋新政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新一代改良主义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恭折缕晰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圣明采纳。
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国家变通政治之初，号令所颁，中外竦企。窃以为事欲经久，先在于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辐辏，凡遇臣工条陈事件，自必详加讨论，择善而从。然言之匪艰，行之惟难。设其中尚有应待推究之端，似宜饬将该条陈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妥议具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无可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定赏罚，以示鼓励；限定岁月，以立程期；严申考成，以核功过。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而百废不难俱举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2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门别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才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兴奋，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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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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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事绌，亟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