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6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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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体而言，诗人孙静轩竟是一个“错误”的产物。按照生活本身的正常逻辑，孙静轩与“武”有关，与“文”无缘——1930年孙静轩出生在山东肥城。孙家是凭“武艺拳脚”糊嘴的家庭，“我爷爷”是清衙门的听差（笔者注：诗人的爷爷及其父辈的姓名都不便打听，就用“我爷爷”“我爹”等称呼代替吧，好在孙静轩的小同乡莫言开了此例，大家也可以习以为常了）。催粮派款，季节工，不是铁饭碗。“我爹”接着给国民政府的衙门干这个营生，这活儿收入可观，但一要有功夫，二要有朋友，家里常有江湖上的大盗小偷们进出。孙静轩从小就学拳脚，“我爹”还送他进了私塾。抗战爆发了，国民党政府跑了，全家到乡下种地。孙静轩替财主放牛，吃不饱还受财主婆的气，于是去找“我大哥”和“我二哥”，他们替共产党干事，游击队也叫“青干班”。孙静轩刚到青干班才九岁，提糨糊刷标语还行，只是睡觉太死，一夜战就掉
队。到了1947年还混上个职务了，在县委的《运城通报》当小编辑。在孙静轩的干部档案袋里“参加革命时间”就是从他当这个小编辑算起的。
我对孙静轩说：“你要不当那个小编辑多好！你是资格的小八路，进城后弄个局长厅长当当。外行当不了？嗨，遇到什么麻烦，一开口老八路呀大老粗呀，还不逢凶化吉了？至于当22年右派么？”
孙静轩极认真地听了我的话，回答道：“对的，我一看见那些伪君子官僚们就生气！心想，老子当八路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在哪儿玩尿泥。只是气头一过，还是觉得写诗喝酒下棋，爽快！”
真是老百姓说的“命里不带官运”，浪费了如此重要的革命资历。有位伟人说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孙静轩是用“笔杆子”换“枪杆子”，剪辑了一段人生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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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认识孙静轩是1982年下半年，他刚因写了一首“幽灵”涛而受到批判。为一首诗或者为一句话而“发动群众，口诛笔伐”，现在想起来，实在是极荒唐的事。孙静轩那首诗写得如何？今天还可以争鸣，因为至今还是叫好的依然叫好，认为有问题的依旧讳忌莫深。在中国，大批判是叫一个人出名的极好办法，年年评选先进、标兵，有几个让人记住了？但孙静轩在西安市一家不太出名的文学期刊上发了一首诗，经过“批判”，使得孙诗人成了1982年的名角儿。不管怎么说，说孙静轩那首诗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我不相信。他是诗人，又是极热心热肠热情的真诗人，渴望改革，痛恨封建遗毒，诗一写出来难免偏激。不偏激当然好，不偏激就不是诗而是社论了（最近，我在《星星》诗刊发了孙静轩的两首长诗新作《沉默》和《二十一世纪》就特别在“卷首语”中说明，不要用读文件的方式来读诗）。不过，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左”的那一套人们已不以为然了，凡像“大批判”的事情，无论挂什么旗号，人们都“谈笑问灰飞烟灭”。那阵子我看孙静轩，笑依然亮，骂声依然响，烟味依然香，头发依然长（有一篇报道说孙幡然改过连长发都理掉了）。后来混熟了，问：“孙老师，听说你检讨写得还是很好的。晦，不写不成。朋友在当官管事，我不检讨，他过不了关。”原来如此！为“哥们”解围写自己的检讨，这就是孙静轩。
这话可信。那么“小八路”的孙静轩反右当右派，也就不会奇怪了，为了写这篇“蒙太奇”，我专门又请孙静轩痛说一番这段历史——
“我哪里会想到当右派呢？反右结束时，我记得欢呼‘大跃进’游行已是1958年了，那在文艺界队伍最前面领头喊口号唱‘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是雁翼和我。我当右派是有人说的‘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事先没有人给我贴过大字报，更没开过斗争会。我大概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打成右派试试！’有人汇报了，于是上面找我谈了一次话。问：‘你对艾青怎么看？’我答：‘大诗人，是我老师。’这次谈话后，在1958年9月26日这是中秋节，当天下午，通知我是右派了，理由是：目无领导目无组织自由散漫……”
我看着这张布满皱纹头发已经花白的脸，心里一阵酸楚，人啊，浪漫和豪爽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大诗人，同样造就一个诗人的性格又使他丧失了22年光阴，从诗人变成了囚徒——
“头一天通知了我，第二天我就把我送到了劳教农场。大战三秋，抢收抢种，吃不饱饭又夜战不让睡觉，精神上一下子受不了，原以为右派就是落后而已，哪知道成了罪人？担心最多的是怕新婚的漂亮妻子受委屈……后来习惯了，老婆离婚了，也就豁出去。我力气大，很快适应，加上能游水能打鱼分到了渔队，可以在船上偷偷煮鱼吃，顶二百斤重的船和挑二百斤的担都不在话下。我更加爱打架了，打得这一片都有了名，人称我为湖上伯爵，在农场虽是劳教对象，但一叶扁舟，漂荡湖面，独来独往，真是人在江湖，难得一份自由。在江湖四年，每天赤条条的，上船连裤头都不穿，像野人一样。摆脱不了的精神压力，没有前途，没有家庭，更没有女人，甚至连性功能都退化了……”
听孙静轩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孙静轩的著名诗篇《这里，没有女人》，这首诗再现了这段非人的生活：“……在人与兽的界线上不被兽性同化／而最要紧的是在没有女人的地方／别像个白痴，别蜕化成中性人／别忘了男人的本性，男人的伟岸／别让那一团男人的火熄灭／然而，在这孤岛／保持一个男人的本性可真不易／没有女人，男人会渐渐迟钝，变得愚蠢／会失去对性别的敏感／像灼热的沙滩上／一条被干渴而死的鱼／尽管也有暖烘烘的太阳／尽管也有弹性的沙滩和柔软的草地／但却没有女人，没有羞耻，也没有文明／这些男人像原始人一丝不挂／赤条条地直挺挺地仰卧／让那阳物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把棕色的伞／啊，一把失去弹性的伞／……这些半人半兽的男人／这些饿不死病不死生命野得发疯的男人／第一次被悲哀压垮／一滴滴淌着男人的无声的眼泪……”孙静轩在这首诗的题记中写道：“不是我的诗荒唐，生活本来就荒唐。”每个情感尚未死去，血液尚未冷却的人读到这样的诗，会不颤栗么？
从小八路到青年诗人再到劳教分子，孙静轩的肉体一步步下地狱；从明快而浪漫的《海洋抒情诗》到《这里，没有女人》，孙静轩完成了一个大诗人的灵魂炼狱之旅。
生活是残酷的还是多情的？谁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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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认识，凡大诗人皆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出口成章，再加上书斋与客厅，现实生活中的孙静轩没有那种“诗人气质”，完全是个平凡的老头，除了笑容可掬外，还有冷眼沉默和吹胡子瞪眼骂娘两种表情。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三大爱好：第一爱看足球赛，看了又爱生气，有书为证，“倘若看着中国足球队输了，没有一点牢骚，没有一点愤慨和痛苦，而是心安理得无动于衷，那岂不是人人麻木不仁，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孙静轩诗选·后记》）把足球写入选集后记，足以见其心志，不过中国足球队何时能不让诗人痛苦尚不可知。第二爱下围棋。水平如何，不好评判，但下棋速度很快，一上午来个十盘问题不大。第三爱打麻牌，输的比赢的多，输了请人吃饭，家中因此常开饭局。
作为百姓的孙静轩他这三大爱好很有中国特色，这让他活得很自在。当然，自自在在无党无派无官无级的孙诗人也有不自在的时候，去年机关给大家调奖金，按文件规定是要“按行政职级发放”，机关里不少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混上个“副处”，有的虽无交椅还得个括号，在名字后加上：（副处级待遇）。身为著名诗人的孙静轩这下子麻烦了，后来机关为此打了报告，大概变通一下解决了，可见孙静轩又是个“错误”。只有当我们翻开诗集，读着他写的一首又一首好诗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另一个孙静轩，一个灵魂高尚，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大诗人。在他的诗集中收录了他写的六首赠艾青的诗，另外还有大量题赠诗友的诗作如《悲歌——赠张志民》、《头像——致公刘病中》、《小屋——致吕剑》、《往事——赠雷霆》、《雾重庆——赠邵燕祥》、《候鸟——赠冰夫》、《船——致白桦》、《归来——赠梁南》、《童心——赠黎焕颐》、《小月亮——记顾城》、《美之女神——记舒婷》、《只会爱，不会恨——记傅天琳》……每一首诗都是一架心灵间的桥梁，每一首诗里都有一个友情的故事像一团火，如《雾重庆——赠邵燕祥》中写道：“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各自走过坎坷的路／我和你不期而遇，在这遥远的山城的街头／南方的冬天，本不该寒冷／但此刻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不远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但温泉属于别人／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挨肩坐在长凳上，相对无言／听那迟缓而沉闷的汾水长流／好缓慢的汾水呵，仿佛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等待在阴冷里，你紧握着冰冷的手……”这是一幅多么珍贵的友情速写，在1962年，著名诗人邵燕祥随广播文工团来到四川，他只是后台换布景的劳力，孙静轩虽已从劳教农场返城，但一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使他丧失了写作的权利，老朋友相见，无言以对，无处可去，更无泪可流，只有坐在舞台幕后的布景箱上，互相紧握冰冷的手。孙静轩有许多这样的好朋友，经过风雨的，经过劫难的，都像珍珠那么晶莹。
孙静轩现在算得上老前辈了，他在老字沾边的诗人中也算得上最受青年诗人欢迎的了。顾城也罢，舒婷也罢，傅天琳也罢都很敬重他，连那些扯旗树派的“非非主义”“莽汉派”中目空一切的先锋诗人们，都常常到孙静轩家中做客，或争论一个观点，或下一盘棋，或者蹭一顿饭吃。孙静轩很为此自豪，曾当面教导我：“你当主编的。一要多支持青年人，二要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迁就，我常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奇怪，就是骂不走！”其实，骂不走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孙静轩有个贤惠聪明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孙夫人李平长得婷婷袅袅，唱歌极好听，喜爱古典文学和诗词，是个艺术气质很好的女性。诗人家中客人很多，全靠夫人张罗接待，不少年轻诗人在“找孙老师请教”的幌子后面，是到李平大姐这儿来蹭一顿饭，讨几块零花钱，甚至抱来一堆发酸发臭的脏衣服……于是我们著名的大诗人也就心安理得的自称“孩子王”和“好丈夫”了，我问他：“为啥不写给李平的情诗？”孙答道：“我这个家就是一首最好的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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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孙静轩狂，还举了个例子，说他1987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话，台下提问：“谁可能是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孙静轩答：“我，孙静轩！”我曾向他落实有无此事，孙笑道：“有！诺贝尔奖不就是几个瑞典的院士先生评的吗？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有那么多读者，当然比诺贝尔奖更有生命，不仅我，艾青这些大师更是早就该取得这种荣誉。”
有人说孙静轩幼稚，给他取了个“孙大炮”的雅号。我问他是不是有一点这味儿，他又笑道：“我有时真像个大儿童，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欺骗我支配我，唉！不过，谁要搞极左的那套，我老孙可是火眼金睛！”我也一笑，我相信他的话，与孙静轩结识十多年，我也吃过他的大炮轰的几炮，有时轰得我莫名其妙，过几天他会忍不住来找我：“叶延滨，你是不是说过……”没必要解释了，我与这位大诗人总算是“日久见人心”的朋友了。
其实，作为一个诗人，孙静轩有着极其优秀的品质，他不自满，他不怕否定自己，他不怕丢掉什么，他说过：“我以人人为师，不断否定自己，把每天作为起点，我总有个感觉，似乎我的艺术生命刚刚开始。”他确有狂放的一面，有直率不拘的一面，但更有勤奋敬业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在1992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和《星星》诗刊联合举办的“孙静轩诗歌讨论会”上，有一位出过他的长篇诗体小说《七十二天》的责任编辑讲了这么件事情：在“文革”中，孙静轩和机关的人一起被弄到了大凉山中的湾丘“五七”干校种地，孙静轩因为是右派还要：写检查。孙静轩在酷夏中，躲进蚊帐，光着身子，开始了以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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