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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形形色色的案件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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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总地说来是不错的,和我的辽什卡有些相像。只是,蓝色的眼睛、黝黑的面孔和漆黑的头发显得太漂亮了一些。总之,挺惹人注目的。”

  星期一晚上,谢尔盖很晚才从查哥尔斯克回来。

  第二天,虽然谢尔盖故作镇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后翻阅文件,但格朗宁仍然发现:谢尔盖容光焕发、面带喜色。

  他怀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喂,这一趟收获怎么样?看样子你挺得意的。”

  “有那么一点点。”谢尔盖故弄玄虚地说,“告诉我,左托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他批准逮捕瓦伦丁娜·阿莫索娃。”谢尔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什么?”格朗宁大吃一惊。

  “啊,这就是力量!”萨沙·罗巴诺夫故作赞叹而又夸张地说道,他也是本科的侦查员,过去曾是一名海军上士,是一个爱取笑逗乐,生性快活的人。

  “简直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他仍然用那种语调继续说下去,“谢尔盖·科尔舒诺夫根据纯逻辑推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吸了十袋烟,作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一举侦破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案件。同志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应当……”

  “别胡说八道了,萨沙!”格朗宁打断了他的话,又转向谢尔盖,生气地说道:“我们见首长去吧。”

  左托夫严肃地接见了他们。

  “报告一下头两天工作的结果吧。格朗宁,您先谈,现场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格朗宁那愁眉不展的面容马上兴奋起来。

  “有一点收获,少校同志。星期六我找到了第一批见证人。我的出发点就是罪犯是乘坐汽车来的这一预测。时间也基本清楚。不过,我查问过的那些人中,管院子的也好,住户也好,都没有看见汽车,只有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孩子注意到……”

  “很好的情报来源。”左托夫赞许地说,“要记住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孩子们善于观察,精力充沛,记忆力也强。”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注意地听着格朗宁的报告。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就不免有点嫉妒了。

  格朗宁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孩子们告诉我,当时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但是汽车的号码和牌子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那些坐车子的人。”

  “真有意思。”左托夫一边说,一边把面前的一堆削得尖尖的铅笔摆好,“您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目前,材料掌握得太少了。必须找到这辆汽车。科尔舒诺夫,现在您说吧。”

  格朗宁讥讽地瞧了瞧激动不安的谢尔盖。后者看到了他的目光,皱了皱眉头,开始报告:“我先谈谈有关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一般情况。在群众关系上和工作上,人们对她的反映都不好。她的业余时间全消磨在舞会里。她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民警局里都有案可查。他们从前曾因各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被判过刑,现在仍然过着形迹可疑的生活。阿莫索娃性情懒惰,收入很少,但对于服装的兴趣却非常浓厚,时常抱怨钱不够用。其次,她很羡慕她的堂妹柳芭·阿莫索娃,忌妒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的盘子粘好。可是,他们之中谁又能继续安心“工作”下去呢。他们的小伙伴从院子里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儿来了个极为奇怪的叔叔,他昨天看了莫斯科的‘狄纳莫’队和奥地利的‘拉比德’队的球赛,他知道所有著名的苏联足球选手的身世,而且与捷勉膺叶夫和西姆良是朋友。只是如果维契卡不去,他就什么也不愿讲。这只是因为维契卡昨天早上在院子里玩过,你看,这么一个怪人!”

  就这样,查清了有关神秘的黑色轿车的初步情况。

  但是,这辆汽车是来找谁的呢?于是科斯加顺便拜访了院里的各个住户:很可能会有某个汽车司机顺便乘车回家吃饭;或者汽车是某个住户的;也可能是某人从车站回来;要不然就是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的。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必须在所去的地方都至少碰上一个星期五早晨在家里的主妇,帮助她清楚地回忆起那天早晨的一切事情,并且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这时,科斯加发现,自己每次都非常害怕听人提起关于黑色轿车来过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此,他好像在每一所住宅里都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黑色轿车的重要性正不断地增长着,只是还未成事实。直到在最后一所住宅里的谈话结束,黑色轿车才终于变成了宝贵的事实,变成了特殊锁链上的一环,只是这个环节还不够坚固可靠:因为注意到这辆汽车的仅仅只有三个小孩儿,而且关于黑色轿车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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