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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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说起唐伯虎，肯定会马上使人想起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不是“三笑点秋香”，就是周星驰戏巩俐，典型一个正面“西门大官人”加上狂傲“柳三变”的合成体。其人玉树临风，白面朗目，风花雪月之中，花丛锦绣陪衬，让人绝对联想不到“穷愁”、“厌世”、“潦倒”、“蹇涩”、“痛哭”、“渲泄”等诸多用于失意之人的词语。唐寅又好书画，工“春宫”，如此戏谑孟浪大家，恰恰又赶上“资本主义萌芽”得如火如荼的明朝中晚期，让不少后世失意文人遐想连翩，总觉能混上唐伯虎一样传说中的好生活，也真是不枉一生白活了。特别是冯梦龙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更是把唐伯虎的传说定型，其后无聊文人及小说家们附会穿凿，所有“倜傥不羁”的风流事物都算在这位大才子脑袋上。
果真如此吗？
察看清朝大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只是在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中才能看到唐伯寅的名字，而在这篇《文苑二》中，50多人的文士乱传中，唐寅排倒数第十六，只有短短二百一十三个字，内容如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唐）寅，下诏狱，谪为吏。（唐）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朱）宸濠厚币聘之，（唐）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朱）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唐）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据此，可见唐伯虎是个倒霉地牵涉进“考试舞弊案”后一蹶不起的落魄文人，即使有皇族大官人欣赏他，还是个最后被杀头的“志大才疏”王爷朱宸濠。幸亏唐寅还不象李太白那样异想天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傻不叽叽地附和永王李璘一样去搅浑水。他装疯卖傻，与宁王宴饮时，假装喝醉酒，东倒西歪，连老二都露出来，才免于被这个草包王爷进一步“青睐”，最后被宁王爷“放归”。不久，宁王造反，本人和全家很快被抓杀头。由于未唐伯虎涉入案件，他终于未被朝廷“秋后算帐”。老唐虽然最后穷死，却能善保首领，免于闹市人群中在看客的笑骂声中被大刀片子砍头。幸夫？悲夫？
由于唐寅“文才轻艳”，“传说者”均“增益而附丽之”，平生未作过多风流事，却枉博如许风流之名，悲哉！
出身寒门聪颖超俗
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唐伯虎生于苏州，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其父唐广德是做小生意的苏州市民，母丘氏也是小家碧玉，在讲究门户出身的封建王朝，这种出身决定了唐寅只有努力奋发，通过科举才能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方能光宗耀祖，青云直上。
唐寅少年时代很聪颖，过目成诵，苦读经书，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排遣。十九岁时，唐寅娶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此时的唐寅生活平静，读史观书之余，或是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功的将领文士，或是沉醉于目前安恬的“春江花月夜”之中：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侠客》）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陇头》）
上述两首诗，均仿募唐初边塞诗人的语义，虽空为“悲歌慷慨”，诗句确不乏壮志豪情。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时流粉气，夜水湿裙罗。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春江花月夜》）
此诗虽难比初唐大诗人张若虚，却也蹈其诗境，加之诗人小康身世，亲历江南盛景，真的读之让人如身历其境。
唐伯虎二十五岁那年，一年内父、母、妻、妹相继去世，对他精神打击很大，深感死生无常，对释理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悲痛之余，唐寅更加努力读书。此间，他的《白发》、《伤内》两首诗最为发自内心，前者哀父母，后者悲亡妻，感情真挚、自然：
清朝搅明镜，元首有华然。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忧思固逾度，荣卫岂及哀，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白发》）
此诗不仅感怀人生寿夭无常，也有李长吉式的凄然与古诗十九首式的壮烈感兴。
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哀谢，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月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伤风》）
由此，可见其闺实悼亡之诗，清丽伤感，直追潘岳和元稹。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寅乡试中解元（第一名）。其时，他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仅自信心倍增，声名也名震江南。恰恰在唐寅人生的巅峰时刻，命运的阴影也悄然袭侵而来。
正当唐寅“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之时，他进京会试。在路上，江阴巨富徐经徐大公子与这位唐大才子结成莫逆之交（徐经虽是个有钱无才的主儿，他的曾孙徐霞客因《徐霞客游记》而万古名传。不过，至徐霞客时，徐家已中落）。据明人笔记《共山堂外纪》中记载：
“江阴举人徐经者，其富甲江南，六如（唐寅）举乡试第一日，（徐）经奉之甚厚，遂同舟会试。至京，六如（唐寅）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填咽街巷。徐经有优童数人，从六如（唐寅）日驰聘于都市中，都人属目者已众矣。况徐拥厚赀，其营求他径以进，不无有之。而六如（唐寅）疏狂，时漏言语，竟坐削籍。”
从此片语，可以窥见唐寅当时也是年青疏狂，因文名显赫颇为自得，经不住一掷千金的富贵公子徐经奉承，两人一同乘船进京会试，而且终日高头大马往来，还有俊仆优童陪同，非常招摇，已经惹起不少人暗中反感、嫉恨。“世路难行钱作马”，徐大公子大把金钱掷向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连“高考”试题都一窝端来，自然考卷做得上等。但还没有享受金榜题名的喜庆，不久就为人告发，双双锒铛入狱。
封建王朝晚期已是非常黑暗，但在科举考试方面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皇帝、政府可以大肆公开卖官鬻爵搞“创收”，但常人花多少钱也不能“捐”个进士或解元。可以讲，在古代中国，“八股”科举虽然是中国文人的“桎梏”，但也是惟一清白的“净地”。对于泄题漏题的主考官，结果都会为皇上亲自下旨杀头，中国最后一个受腰斩极刑的人就是雍正年间的福建学政俞鸿图，此公因为小妾收人钱财，把试题外泄，竟让一个“戏子”中举（封建社会优伶与娼妓地位相等），引起世人喧然大哗。最后真相大白，虽不是俞鸿图自己泄题，这位可怜虫仍被腰斩。由于一刀砍下后，人体上半身主要器官还“健康运转”，俞鸿图上半身辗转于地，用手沾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十一个“惨”字才咽气……由此可见，凡是涉及科举舞弊案，无论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重罪（现在没事了，大官都是博士“回购”）。徐家此时只能搬动金山，又大洒银两，加上最终案情也不明不白，自然不会再挨什么皮肉之苦，只是徐公子后半辈子只能回家做富翁了，仕进之路想也甭再想。最惨的，当属我们这位大才子唐伯虎，被逮入狱，大刑伺候，在他与好友文征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详述了当时他的悲惨境状：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海内遂以（唐）寅（我）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不久前还锦衣玉马的唐解元，本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赏尽长安花”，殊不料锒铛入狱，身被刑具，还要面对如狼似虎的胥吏审问呵斥，遭受世人的指责唾骂。经过一年多的审讯，虽然最终没有判定唐寅是本次考场舞弊案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他被除掉“士”籍，发配到浙江为吏。这种污辱，全然不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从“人事局”划归“劳动局”管辖那么简单，几乎就是撕掉读书人赖以生存的“精神脸面”。
无论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多么残酷、多么毫无人性，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辱”的气节仍残存于我们这位柔弱江南文士的血脉之中。在抱怨自己“筋骨脆弱，不能挽强执锐，揽荆吴之士，剑客大侠，独常一队，为国家出死命，使功劳可以记录”之后，唐寅向好友表明心迹：“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大才子奋然攘袂，顿足而起，断然坚拒“臣妾意态间”的官府“办事员”一职，愤然出走，开始了他漂泊的、辛酸的、不俗的、而又传奇的后半生！
欲将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唐寅31岁出狱后，而立之年却“倒立”，傍徨郁郁，既坚辞不去浙江当“吏”，又不好意思回家，就索性带着随身仅剩的几两碎银远游庐山、洞庭，盘恒一年有余，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