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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2136-醉眼看金庸-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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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八人依计而行,取了财物,改装到了扬州,接了母亲后,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    
    韦小宝闲居无聊之际,想起雅克萨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宝藏未曾发掘,自觉富甲天下,心满意足,只是念着康熙的交情,才不忍去断他龙脉。    
    康熙熟知韦小宝的性格本事,料想他决不致轻易为匪人所害,何况又寻不见尸首,此后不断派人明查暗访,迄无结果。    
    后世史家记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视察黄河河工。但为什么他以前从来不到江南,韦小宝一失踪,当年就下江南?巡视河工,何须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扬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卫前往扬州各处妓院、赌场、茶馆、酒店查问韦小宝其人?查问不得要领,何以郁郁不乐?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    
    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选自《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


第三部分 生命·爱情·自由第37节 小宝的眼泪

    《鹿鼎记》1969年10月至1972年9月连载于《明报》,将近三年。这是金庸先生最长的一部作品。孔庆东先生在《空山疯语》中提到:“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这种评价是十分精当的。或者说,就整部小说来看,它的文学价值绝不比鲁迅的《阿Q正传》逊色。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韦小宝身上都能找到最集中的体现。如: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如被别人打的时候,就同阿Q一样,自认为是“儿子打老子”,以此来获得畸形心理的满足等等。这些具体的例子就不列举了。    
    作为韦小宝来讲,出身于市井烟花柳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没有武功,专会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甚至取得令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都为之眼红的成绩——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却无法施展其胸怀抱负,还想依靠他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里,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寓意。一方面,小说通过韦小宝的视角,洞察出了宫廷的本质:一个大的豪华的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与最阴险的手腕,还有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可言,只有彼此利益的算计。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里的老鸨、龟公、妓女的结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相似。这种论点无疑是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想象与分析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电视剧本《大明宫词》中,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也有过这样的叙述。这种比喻,是对封建贵族们所谓的崇高、尊严与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与侮辱。因为,文学和历史的事实上,像韦小宝和张易之此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的人也不是少数。有流氓称帝的,宦官面首专权的,不一而足。更不用说,在社会上靠权谋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一方面,韦小宝是市民社会中,中国游民最恶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游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还有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等等。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如果非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那么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锄弱扶强等。这也是韦小宝身上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正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可以说,这些都是很符合韦小宝的流氓品格的。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韦小宝就是这种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的结合体。作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会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对于封建君主是蔑视的。这种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邓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体现:“彼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故可为也。”韦小宝心里一直都骂皇太后是“老鸨”或“老鸡婆”。对待建宁公主还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龙教教主夫人,都有着这种心理在作祟。或者说,他爱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人,而是通过征服这些代表着权势与高贵的人,从而来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战与征服整个自己原本无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权力与权威的世界。而他对同样是贫贱出身的双儿的态度还是有不同的。当然,尽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严与神圣是一扫而光,但他们毕竟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所以,韦小宝的一些行为准则,包括义气也好,对权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从小最喜欢听的说书而来的。这些说书故事要么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义气或仇杀,或者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故事。同时,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关键是自己的利益。他的仅有的几次伤心与落泪,有的是义气的作用,如以为康熙死了,还有是当吴六奇和隆平被害时。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耍赖,或者说,是慨叹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钱,最不济是被别人欺负实在没办法。他的眼中,是把周围的一切都当成商品一件件地计算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泪水在他的脸上划过更多的是虚伪与欺骗的痕迹。    
    在这一点上,孔庆东先生作出过这样的评论:“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是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是,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事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使他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关于韦小宝、关于《鹿鼎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半个多世纪以前,王冶秋先生对《阿Q正传》有段著名的评论。在这里,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记》上的话,就是,“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韦小宝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韦小宝还是韦小宝;第七遍,韦小宝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不管读多少遍,但都无可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书。


第三部分 生命·爱情·自由第38节 书生和市民的较量

    《鹿鼎记》也是一部关于书生与市民较量的书。    
    小说的开头写出的是传统文人“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想象。“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书生和侠客,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龚自珍的两首诗中写到的:“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乙亥杂诗之二十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和龚自珍一样,当纸无法或者不能满足铺叙家国想象的需要,当沾饱浓墨的笔无法扫出朗朗乾坤时,知识分子或文人,他们渴望着,能用剑向当权者表示反抗,能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条坦途。这些被塑造的儒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们也必须保持他的温文儒雅。这个时候,也就有了陈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处处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物,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陈近南是一个装扮成文人的侠。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会会众等一帮死士,还有顾、黄、吕、九难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进行反清复明大业时,更有吴三桂、神龙教等与清廷相牵制的力量,同时还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他却无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连陈家洛那样的幸运也没有。论理,作为一个当家的,陈近南远比陈家洛优秀,前者,永远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郑家少爷的百般猜忌和无理取闹,死于其手还要求徒弟不报仇;他了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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