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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2136-醉眼看金庸-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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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2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2)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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