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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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当时也正在考虑如何进行国家工业化。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大约有８０名上海著名的工业家被通知去中苏友谊会堂。在那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走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上海市长陈毅向他介绍了在座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他说，“毛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他看上去很温和，面貌要比通常挂的照片显得年轻。他行动缓慢，脚尖向外分开走。同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相称的是他迈着小步子，挥舞着胳膊。他的脸很生动……一根香烟总是夹在他的粗大的手指中，他的牙因为不停地抽烟而变黑了。”
当他们明白毛是谁的时候，这位８０多岁的老资本家惊讶地坐在那里呆呆地喘着气。毛坐在首席桌旁。
“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他和蔼地向他们询问道，“这对你们不会有害。邱吉尔长期吸烟但身体很好。事实上，我知道只有一个人不抽烟而活得很长，他就是蒋介石。”
大家都笑起来了，紧张的空气为之一松。毛称赞“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已经做出了贡献。
“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从北京来，想寻求你们的帮助。’许多资本家当时已经听到宣传，要加快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步伐，所谓‘不能让民族资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进步过程中落后’。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毛接着说道‘但我对此并不太清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两只耳朵来参加这个会，如果你们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那将会使你们感到失望……’”紒紟矠
在座的一位，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写观感的那个人注意到，在大会上做正式报告时，毛的讲话是很乏味的，而在这种非正式的小会议上，他那慢吞吞的调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座的资本家们急忙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们知道这是毛想要听到的话。其中一个人发言说，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一转变需要２０多年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显然太慢了。有些人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毛认真地和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当发言结束时，他对出席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认真地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走了之后，出席会议的人讨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座谈，大家认为他们会比预料的更早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许就在下一个六年中。
在这场温和的谈话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在以后的６年中完成。前资本家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工资和定息生活。
毛也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因为他欣赏手工产品，所以对手工业的政策限制很少。１９５６年３月他发布了指示，指出这些私人手工业者提供了多种有用的服务，包括食品和服装生产。他说：
“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６０００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杨志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紒紡矠
这期间，毛与党的领导们正准备在各省推进农业计划，１２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中央委员会传阅，他指示在新年前征求基层干部对已拟好的１７条规定的意见，这样在第二年的１月份就可以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工作。１７条规定后来演变成为著名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但在这时候它还只是个缺乏全面和具体内容的计划。
第3部 大权在握第19章 弄潮（3）
１７条规定要求在１９６０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级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规定指出，只有改造好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进合作社，但合作社领导必须由贫农担任。
对于工业发展，毛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尚不成熟。他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告诉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飞机要到１．８万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２０年不行，就３０年，最多１００年就差不多了，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紒紣矠
尽管国内事物十分繁忙，毛还是花时间接待外国来访的重要人物——１９５５年来访的是胡志明和苏加诺。后者１９５６年再次访华。
“毛兄”，苏加诺在首次访华离京前告诉他：“我希望不久之后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期待你的来访。”
毛接受了邀请，但却未付诸行动。１１年后，苏加诺抱怨道，他已经８次邀请毛访问印尼了。
在苏加诺第二次访华时，毛对周恩来在１９５５年万隆亚洲国家会议上所提出的中国欢迎与美国和解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后来，毛告诉他的亲信：“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紒紤矠而当时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已经在华沙开始。
对来中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毛强调指出每个党都必须是独立的，“我看，亚洲一些国家的党，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党，农村工作都没有搞好。……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总结道，“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
第3部 大权在握第20章 夜鹰（1）
１９５６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２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１０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了攻击。据赫鲁晓夫自己讲：“最初，毛泽东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我们指责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是对的。他说过，第二十次党代会作出的决议，显示出很大的‘明智’。”①
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实际上并不为毛所喜欢。“１９５６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评”，毛后来回忆道：“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②
毛曾极力在中国减少个人崇拜。一个曾碰巧坐在会议厅门口的同志回忆道：毛的一位热心助手曾告诉他，“当主席进来时，你应该第一个站起来并鼓掌欢迎”。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告诉干部们：“以后，当主席走进房间时，你们不用站起来鼓掌，这不是好事情。”
几个星期以后，毛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作出了评价，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赫鲁晓夫存在着分歧。毛认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领导，但当一位领导“脱离群众”时，他的作用就会降低。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农业、南斯拉夫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但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错误，除了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③
在同一篇报纸评论中毛重复了他的主旨。他对俄国同志极为不满，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矛盾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继续进行革新和社会改革，人类仍处在他的青年时代。
这篇评论发表后不久，毛接见了俄国特使米高扬，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双方都明白，米高扬来北京，是签署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合同。毛提出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给予中国的援助应双倍于合同上的数字。中苏阵营面临着灾难。
在否定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正好与中国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失望搅在一起。毛后来回忆道：解放后，３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④
毛在其１９４９年以后最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对苏联模式的疑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震动了毛泽东，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他后来解释说：“这促使我和３４个部长进行了一次讨论，考虑了１０项基本关系，我的头脑充实了，‘冒进’了。”⑤结论是，首先，中国要摆脱俄国的工业化模式。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掌权７年来的经验和破除对莫斯科的迷信问题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著名讲话。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得快一点，但调查研究发现，这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而农业恰恰是给国家提供食品，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它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样，内地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沿海工业为代价的，尽管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美国袭击，但未免做得太过火了。
制造更多的飞机和大炮、原子弹是需要的。但生产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削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国家支出三分之一的军费，要减到五分之一，这样才能建立工业基础。
工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应该增加工资。俄国的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被强制以低价出售农产品。中国应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中国应该放弃苏联限制地方权力，中央掌管一切的做法。把地方权利限制的太死是没有好处的。他说，“在解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应该坚决反对。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为了要镇压反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不用说，绝不能有太多讨厌的官僚，“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要求削减三分之二行政雇员和执政党官员，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将来，应该减少逮捕人数，避免死刑。如果一个人以政治犯被处决，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第三条，消灭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但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