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商-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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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山西商人无论是经营商号或者票号，对学徒入号前的考核以及入号后的严格培养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对人才的培养中，立足于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诸家文化之长于人才素质要求，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条件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甚至欧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这种精神特质，为“学而优则商”注入了特殊的内涵。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薄利多销 产销结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
山西人在经营过程中非常重视薄利多销，产销结合。
在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在具体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产销结合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贪求厚利，在经商中，经营者通过贱时买进，贵时卖出，贱买贵卖赚取商业利润，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如何保持既赚钱而又稳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他们采用薄利多销的办法，以商品全部出手为原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薄利多销是经营中一个既有利可图又稳妥保险的方法。这样，商品不会积压，不会造成损耗，有利于资金的迅速周转，可以通过积少成多来最终获得厚利。相反，如果单单为了博取厚利，然后一直积压商品，等待一个销售价格的最高点，就很容易错过很好的销售契机，从而造成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灵。
山西商人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从而获取厚利。
如，历史上山西商人将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后，他们根据各地的生活习俗、消费水平、市场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直接联系货源，购进原材料，自己组织生产加工。
再如，平遥、祁县中许多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山西人还从事长途贩运，自运自销，产运销一条龙，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并且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在那时销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来赚取利润。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重视信息 公平竞争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在经商中，准确、全面、及时地把握市场信息，往往能够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晋商在历史上以贱买贵卖而著称，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晋商虽然没有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了解信息，预测行市来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作赊销生意。如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牛俊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糠在内的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俊商号因而大获其利。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对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上的情况把握，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安徽商人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形成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晚清。他们最早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直至获“宫接江南”之美誉。徽商与晋商在历史上并称南北两大商帮，并驾齐驱，称雄商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徽商何以创造频频商绩？本章中徽商将用事实剖析自己成功的根源所在。
经商谋略不论古今。在商场打拼的人，从徽商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立足于商界的法宝。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徽商经营的行业，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简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
“苦志经营”，“艰难起家”，“自强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鲍直润，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一时，经营活动可称是“举步维艰”。但鲍并未气馁，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筹得资金谋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时不可失，呈意决意。”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类似上述鲍直润等人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
凭借这种拼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形成于徽州商帮的这种拼搏精神，有多种因素。譬如，在人多地少环境下的生存压力，使得徽州商人较其他地区的商人更勇于拼搏。在逆境中奋起，反映了徽商的拼搏精神；而在经营活动中永无止境，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就是徽州商人的进取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徽州商帮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
在自强不息精神的鼓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则逐渐由弱变强，最终增强了徽州商帮的整体实力，使之成为商界中能够与晋商相抗衡的大商帮。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商江才就是一个例子。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后江氏兄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这时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只是小商小贩而已。不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
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
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也包含着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多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自古至今，是相当普遍的。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崇尚文化 以知识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与他们的尚文本性是分不开的。
“多才善贾”，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196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依附官府“借资贵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主要采用了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