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商-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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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家族观念至上 群体精神为先
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
山西商人不像其他商人那样势利，他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仰精神的力量而非钱的力量。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最为神圣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齐好家，才能够治好国，进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他们往往将家业和谐、兴旺视为人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经常用家族宗法与同乡同族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以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人的这种群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家族间的和睦为源头的。如祁县商人乔映霞主持家政时，为了让家中子弟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曾将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然后又让他一次将九双筷子折断，结果九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合同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在山西商帮中，将关公作为敬奉的神灵。山西商人对关公情有独钟，因为关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为它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广大的关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经商范围的广泛使他们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敬奉关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关羽神威的庇护，消除灾难，保护其大富大贵。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商人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开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诚信守义 以义制利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
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虽身入财利之场，却能够坚守儒家义利思想，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因其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商号也因此而信誉大增。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划，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商借官势 发财保财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在获得厚利的同时提升了家族乃至晋商整体的社会地位。
明代山西大盐商张四教其父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商人，其兄张四维、其舅王崇古则是大官僚。张四维官居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兼大总督，权势显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也是商人。
张、王两族利用朝中有做官的权势，在商业上获得暴利，御史部永春巡视河东盐池时称“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其中所言势要，就是指四维、崇古；大商指四维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凭借官方权势赢取暴利在清朝更为突出。晋商在明末清初之际，为女真入关提供了丰足的生活和军需品，可以说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一些晋商如范永斗、王登库等在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享受“赐产”、“赐职”等优待，由在张家口名不见经传的商贩，一跃成为御封的显赫皇商。自此，范氏家族在长期垄断军粮运输和办洋铜中获得了暴利。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听闻张将有重用，便慷慨解囊，借银十万两为张买官之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为了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他将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协同庆也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借官势而谋利，与官合一，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显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护，赚取钱财。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审时度势 精于购销
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畅通，稳稳地把自己放在中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地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番话正是对晋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一种肯定。
他们在明初看到北方边镇市场的出现，捷足先登，充当边商，而兴起于商界。入清以后，他们看出清政府推行满蒙联盟政策后，旅蒙商业大有可为，又最先身入到蒙地，成为最大的旅蒙商，并控制了恰克图对俄国际贸易。这些都是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
在晋商的个人或商号的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同样很重要。如平遥县人赵德普，原是读书人，咸丰八年经人介绍入协同庆票号，很快受到经理孟子元的赏识，破格起用，出任苏州分号经理。按照惯例，开设新庄，总号理应提供一些铺底资金。但赵德普分析了苏州的商业形势后，竟然不拿总号资金，仅携两名伙友，就到苏州挂牌开张，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苏州分号因为政局动荡而出现艰难局面，赵德普在此危险之际受命调任兰州分号经理，他心不慌，神不乱，分析了国内形势后，妥善处理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使票号不仅在兰州站稳了脚跟，而且乘势在良州、肃州、宁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了分号，大大拓展了协同庆的业务。
后来，赵被任命为负责协同四川方面的总务。赵氏往来于成都与 重庆两号之间，协调两号关系，发挥各自特长，整整二十余年间，四川的业务居全号之冠。由于赵德普善于审时度势，被本号人称为“常胜将军”。光绪十三年，赵德普被财东提携出任总号经理。
晋商善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做出准确预测，而且根据市场的变化提供顾客最需要的货物，最后达到产销两旺。如旅蒙晋商200余年长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旅蒙商号“大盛魁”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大量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古牧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记商品，便会争相购买。根据蒙民游牧、居住点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习惯，“大盛魁”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织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帐篷中进行交易。蒙古牧区货币经济欠发达，“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在货源组织商有针对性抓住市场需求，以不变应万变，方便了蒙古牧民，从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经商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儒贾相济 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
山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选择经商之路，并以顽强的勤劳、节俭、拼搏、创新精神闯出前人未闯之路。当山西帮在黄土高原崛起后，当人们认识到进入商号、票号乃是一条安身养家的致富捷径时，家人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商号、票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但并不是不重学，所谓资质高的，都是先经过私塾学习，学而优者才会被录用，所以进入贸易一途的俊秀子弟并非学而无术的庸碌之辈。因此确切地说来，山西人的习俗是“学而优则商”。至于中材以下始令读书，也不是轻视学业，而是把资质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于师门，寄希望于继续接受教育，读书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山西商人的发展影响到山西习俗观念的转变，而重商重学的习俗观念又反过来保证了山西商人对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从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张四维官至内阁要员，其父亲、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显弃儒经商，其弟却入仕为官；清代渠本翘仕途通达，由举人而进士，是继张四维、阎若琚之后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还有许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无人承继祖业，而中途弃儒经商。即使最初因为贫穷而走西口谋生的创业者，当初没有读书的机会，但致富之后无不严课子弟读书。乔氏、渠氏、常氏等许多富商大家都是从贫困中起家，而后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的严格培养，是没有资格继承祖业的。读书成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