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的浪漫等12部短篇-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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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派恩先生和司机说了几句。司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依次将女乘客抱过泥地,让她们在干燥的地面落脚。抱潘特米安女士和奈塔都很轻松,可抱起笨重的普赖斯小姐就有些脚步踉跄。
大家都离开了六轮客车,只留下医生在里面作检查。男乘客们继续去支起车轮,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这是宜人的一天,泥地迅速地干燥起来,但汽车仍然陷在里面。已经折断了三个千斤顶了,可仍是毫无进展。司机开始准备早餐,打开蔬菜罐头,煮上茶水。
不远的地方,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作出了诊断。
“他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我说过了,他一定是头撞到了车顶。”
“那您是相信他的确是自然死亡了?”帕克·派恩先生问。
他似乎话中有话。医生迅速地看了他一眼。
“另外只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噢,可能是有人用类似沙袋一类的东西打了他的后脑。”他的声音听上去带着歉意。
“不太可能。”另一位空军军官威廉姆森说,他是一个长得胖胖的青年,“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能这样做而不被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睡着了就行。”医生提出异议。
“没人能肯定这一点。”另一人指出。
“起来干这个一定会弄醒其他人的。”
“只有一个办法,”波利将军说,“就是那个凶手正好坐在他后面。他可以挑选时机,连从座位上站起来都用不着。”
“谁坐在斯梅瑟斯特船长身后?”医生问。
奥罗克立即回答:
“是汉斯莱,先生,所以没什么用。汉斯莱是斯梅瑟斯特最好的朋友。”
一阵沉默。随后帕克·派恩先生轻轻地但是肯定地开了口。
“我认为,”他说,“空军中尉威廉姆森有话要告诉我们。”
“我,先生?我——哦——”
“说吧,威廉姆森。”奥罗克说。
“没什么,真的,什么也没有。”
“说出来吧。”
“只不过是我听到的片言只语——在鲁特巴,在庭院里,我回客车去取烟盒,正在到处找,有两个人在外头走过。其中一个是斯梅瑟斯特。他说——”
他停了下来。
“接着说呀。”
“说的是什么不想让朋友失望。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痛苦。然后他说:‘在到达巴格达之前我对谁也不会说的。但是到了那里就不行了,你必须马上离开。’”
“另外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先生。我发誓我不知道。天黑了,他没说几个字,我听不出来。”
“你们之中谁熟悉斯梅瑟斯特?”
“我认为‘朋友’除了指汉斯莱,不可能有别人了。”奥罗克缓缓地说,“我认识斯梅瑟斯特,但仅仅是认识而已。威廉姆森刚出军营,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也是一样,他们以前肯定连面都没见过。”
两人都点头称是。
“将军你呢?”
“直到我们坐同一辆车从贝鲁特穿过黎巴嫩时,我才见到这年轻人。”
“那个亚美尼亚小子呢?”
“他不可能是斯梅瑟斯特的朋友,”奥罗克肯定地说,“而且没有哪个亚美尼亚人有胆量去杀人。”
“大概我有另外一条小小的线索。”帕克·派恩先生说。
他重述了在大马士革的咖啡馆里和斯梅瑟斯特的谈话。
“他用了一句老话——不能出卖朋友。”奥罗克若有所思地说,“他很担忧。”
“没有人想到别的了吗?”帕克·派恩先生问。
医生咳了咳。
“可能一点关联都没有——”他开了个头。
他激动起来了。
“我确实曾听到斯梅瑟斯特对汉斯莱说:‘你不能否认部门里有漏洞。’”
“什么时候听到的?”
“昨天早晨,从大马士革出发之前。我以为他们在谈论商店,我不能想像——”他停了下来。
“我的朋友,这很有趣。”将军说,“你在一点一点地搜集线索。”
“医生,你提到过沙袋,”帕克·派恩先生说,“一个人能造出这样一种武器吗?”
“有的是沙子。”医生毫无表情地说,一边用手抓起一把。
“用只袜子装一些就可以了。”奥罗克迟疑地说。
每个人都记起了前一天夜里汉斯莱说的话:
“到哪儿都得带着替换的袜子。天有不测风云。”
一阵沉默。然后帕克·派恩先生平静地说:“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我相信汉斯莱先生多余的袜子一定在车上他的外套口袋里。”
他们的视线投向地平线上一个来回踱步的忧郁身影。发现死者之后汉斯莱就离开了人群。因为都知道他和死者是朋友,所以人们都遵从他独处的意愿。
“你能去把它们拿过来吗?”
医生在犹豫。
“我不想去。”他抱怨道。他又看了看远处移动的身影,“偷偷摸摸的。”
“请你务必去拿来。”帕克·派恩先生说。
“情况很特殊,我们在这里孤立无援,我们必须知道真相。如果你取来袜子,我想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
罗福特斯服从地转身离去。
帕克·派恩先生将波利将军拉到一边。
“将军,我想你是坐在斯梅瑟斯持船长过道另一边吧。”
“正是如此。”
“车里有人起来走动过吗?”
“只有那个英国老太太普赖斯小姐。她去过车尾的洗手间。”
“她是跌跌撞撞走的吗?”
“当然了,她随着汽车东倒西歪。”
“她是不是你所看到惟一走动的人。”
“是的。”
将军好奇地盯着他,说:“我不明白,你究竟是谁?你在发号施令,可你又不是个军人。”
“我的生活阅历很丰富。”帕克·派恩先生说。
“你以前旅行过,嗯?”
“不,”帕克·派恩先生说,“我是坐办公室的。”
罗福特斯拿着袜子回来了。帕克·派恩先生从他手上接过来检查。其中一只袜子里面还有一些潮湿的沙子沾着。
帕克·派恩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气,“现在我知道了。”他说。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地平线上那个移动的身影上,“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再看看尸体。”帕克·派恩先生说。
他和医生一起走到斯梅瑟斯特盖着雨布的尸体旁。
医生掀起雨布。
“没什么可看的。”他说。
帕克·派恩先生的眼睛盯在了死者的领带上。
“这么说斯梅瑟斯特是伊顿公学毕业生了。”他说。
罗福特斯有些愕然。
然而,帕克·派恩先生的话更让他意外。
“你对年轻的威廉姆森了解多少?”他问。
“一无所知。我是在贝鲁特见到他的。我刚从埃及来。可为什么?显然——”
“哦,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们要绞死某个人,是不是?”帕克·派恩先生愉快地说,“当然要仔细些。”
他似乎仍然对死者的领带和衣领感兴趣。他解开领扣,随即发出一声轻呼。
“看见这个了吗?”
在衣领内侧有一小块圆形血渍。
他在死者的脖子上细细察看。
“医生,他并不是死于头部的重击,”他肯定地说,“他是被刺死的。在颅骨底部。你可以看到细小的刺孔。”
“我竟然没有发现!”
“你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帕克·派恩先生遗憾地说,“头部的重击。这已经足够让你忽略其它细节了。你没有看见伤痕。用锋利的凶器一下子刺入,立即会致人死命。受害者连喊叫都来不及。”
“你是不是指短剑?你认为是将军——?”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意大利人总是和短剑形影不离——啊,那儿开过来一辆车!”
一辆客车出现在地平线上。
“好极了,”奥罗克跳了进来,“女土们可以坐那辆车走了。”
“该怎么处置凶手呢?”帕克·派恩先生问。
“你是说汉斯莱?”
“不,我并不是说汉斯莱,”帕克·派恩先生说,“我恰好知道汉斯莱是清白的。”
“你——可是为什么?”
“哦,你看,他的袜子里有沙子。”
奥罗克目瞪口呆。
“我的孩子,”帕克·派恩先生平静地说,“我知道这听上去不合情理,但事实的确如此。斯梅瑟斯特并非被人打在脑袋上。你看,他是被刺死的。”
他停了一分钟,然后继续说:
“再回头想想我告诉你们的对话——我和死者在咖啡馆里的对话。你注意到了你认为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是有另外一处触动了我。当我开玩笑说我是骗子时,他说:‘什么,你也是?’你们不认为这很奇怪吗?我没有想到从政府部门盗用公款的行为也可以称为诈骗。这个词应该用来形容像潜逃的塞缪尔·朗先生这样的人才贴切。”
医生吓了一跳。奥罗克说:“是的,也许——”
“我曾经开玩笑说也许潜逃的朗先生就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假设这是事实。”
“什么?——但这绝不可能!”
“未必。对于别人,除了他们的护照和自我介绍之外,你又了解多少呢?我是不是真的帕克·派恩先生?波利将军真的是一位意大利将军吗?显而易见,需要刮胡子的老普赖斯小姐如此强壮。你对她又知道多少?”
“但是他——斯梅瑟斯特——不会认识塞缪尔·朗吗?”
“斯梅瑟斯特是多年前的伊顿公学毕业生,塞缪尔·朗也曾在伊顿公学就读,斯梅瑟斯特可能认识他,尽管没有告诉过我们。他有可能在我们当中认出了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怎么做?他头脑简单,为此而担忧,最后他决定在到达巴格达之前守口如瓶,不过到了那儿之后他就不会再保持沉默了。”
“你认为朗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奥罗克说,仍然一脸惶惑。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定是那个意大利佬——一定是……那么那个亚美尼亚人呢?”
“保留英国人的本来面目要比化装成外国人再搞一本外国护照简单得多。”帕克·派恩先生说。
“普赖斯小姐?”奥罗克难以置信。
“不,帕克·派恩先生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看似友好地把一只手按在身边一个人的肩上,但他的声音里已全无友善,手指像钳子一样用力抓住。
“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或者塞缪尔·朗先生,你叫他什么都没关系。”
“但这不可能,不可能。”奥罗克急促地说,“罗福特斯已经在军队中服役多年了。”
“可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是不是?他和我们所有的人素未谋面。当然,他并不是真正的罗福特斯。”
一言不发的人终于开口了。
“聪明绝顶的猜测,不过你是凭什么猜的呢?”
“凭你荒诞的结论,认为斯梅瑟斯特是头撞到车顶而死的。我们昨天在大马士革聊天时,奥罗克的话让你有了这个主意。你就想——多简单!你是我们之中惟一的医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拿着真罗福特斯的装备,有他的手术器械,不费力就能找到一件小巧的凶器。你俯身对他说话,在说话时你就把凶器刺了进去。你又接着说了一两分钟,车里很暗,谁会怀疑?
“然后尸体被发现,你做出了你的结论,但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大家仍然将信将疑。于是你退到了第二层防线。威廉姆森听到了斯梅瑟斯特和你的谈话,别人以为是汉斯莱,于是你无中生有编造了所谓汉斯莱的部门里有漏洞的对话。然后我做了最后的试探。我提到了沙子和袜子,你手上正巧握着一把沙子,我便让你去找那双袜子。我说我们由此可以了解真相了,但是我所想的并非是你们以为的。我早已检查过汉斯莱的袜子了!两只里面都没有沙子,是你放进去的。”
塞缪尔·朗先生点上了一支烟。“我认输,”他说,“我的运气到头了。好吧,运气好的时候我一路畅通,后来他们越追越近。我在到达埃及的火车上遇见了罗福特斯。他正要赶来巴格达与你们会合,但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真是消声匿迹的大好机会。我买通了他,花了我两万英镑。对我来说这点算什么!后来,真见鬼,我碰上了斯梅瑟斯特。如果天底下还剩下一个傻瓜,那就是他了。他是我伊顿公学的校友。那时候他对我非常崇拜。他不知道该不该去告发我。我费了好大的劲,最后他答应在到达巴格达之前守口如瓶,可到了那儿之后我还能有什么机会?不会有了。只有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