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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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诗第叁句，其古典出杜工部集拾“晚行口号”诗“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并陈书贰柒及南史叁陸江总传。今典则略须考释。盖牧斋由北京还家，除应会试丁父忧不计外，前后共有四次：第壹次在天启五年乙丑，以忤阉党还家，时年四十四；第贰次在崇祯二年已巳，以阁松终结归里，时年四十八；第叁次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因张汉儒诬告案昭雪，被释放还，时年五十七；（寅恪案：潘景郑君辑绛云楼题跋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所载“祝枝山书格古论卷”一则，其文有“岁戊寅，漫游广陵”及“时三月既望，漏下二刻，剪烛为之记”等语。殊不知牧斋此时尚在北京刑部狱中，何能具分身法忽游扬州耶？其为伪撰，不待详辨也。）第肆次在顺治三年丙戌，降清北迁后乞病回籍，时年六十五，即虎丘题诗之岁也。（可参葛万里金鹤冲所撰牧斋两年谱。）由是言之，虎丘诗此句所指，若释为第壹次或第贰次，则牧斋年未及五十，“黑头”句欠妥；若释为第叁次或第肆次，则“早已”二字亦不切。殆此诗作者未详知牧斋四次还家之年龄所致耶？倘从董氏书所载作“已是”，固无语病，但以诗论，似不及作“早已”较有意趣，斯亦不必拘泥过甚也。
虎丘诗第肆句，其古典出后汉书列传伍拾下蔡邕传。伯喈博学好辞章，正定六经文字，为一代儒宗，以忤阉宦谪戍亡命，后为董卓识拔，以伤痛卓死之故为王允收付廷尉治罪，请免死续成汉史，终不见许，死于狱中。此与牧斋之“学贯天下”，为“当代文章伯”，早年已成太祖实录辨证五卷，以见恶于魏忠贤党罢官，后由马士英之推荐起用，前后情事约略相似，殊非泛用典故也。其今典则国榷壹佰肆载：“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求退居修国史，即家开局。不许。”（可参李清三垣笔记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条及上引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等。）及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钱谦益传载：“顺治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郞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为牧斋于明末清初两次欲修史而未能成就之事实也。关于牧斋有志修史之材料颇多，如有学集壹肆“启祯野乘序”引黄石斋临死之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参同书肆柒题程穆倩卷“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之语），可见牧斋自负之一斑。其他不烦广征。
虎丘诗第伍句，其古典出新唐书壹肆拾裴遵传附枢传。其今典则牧斋为明末清流，但幸免于上所论首三次之祸也。
虎丘诗第陸句，其古典出三国志魏志壹壹田畴传，其今典则指此次牧斋南还过苏州之事也。鄙意此句钮书“归”作“来”，疑较近真，盖前引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我闻室呈牧翁”诗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一联，河东君为几社女社员，其早岁赋诗多受松江派之影响，此虎丘诗是否出自大樽虽待考实，然观其辞句，如“昔去”“今来”一联，必为云间几社流辈之作品，似无可疑也。
虎丘诗第柒第捌两句，其古典俱出太平广记肆捌伍许尧佐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韩翃少负才名”条，其文云：“（韩翃）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第柒句用君平诗，第捌句用柳氏诗。但钮书作“日暮东风怨阿侬”，则竟认其出处为杜牧之“金谷园”诗（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陸），此诗云：“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不独此时牧斋无季伦被收之祸，河东君无绿珠坠楼之事，且樊川诗中“春”及“东风”更与“题虎丘石上”诗之季节不合。况虎丘诗第贰句用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粒杂汶凇敝铮窒辔シ匆�
七八两句之今典，即前述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南都时，其仇人怨家以孙爱名义鸣其私夫郑某或陈某于官而杖杀之之事。此事当时必已遍传，故林茧庵谓江南有老王八之谣，作虎丘诗者因得举以相嘲也。
解释虎丘诗之辞语既竟，请略考其作者。王昶庄师洛编辑陈忠裕公全集，于此诗作者为何人不敢决定，盖以其“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之故，似颇有理。茲就牧斋及卧子两人之行踪，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两人是否俱在苏州一点推之，然后可以解释王庄两氏之疑问。
前据清史列传牧斋传及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甲辰条，知牧斋顺治三年由北京返常熟，必经过苏州，稍有滞留。又综合钱曾有学集诗注壹秋槐集“丙戌七夕有怀”云：“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寅恪案：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康熙乙丑本作“望楼头”，俱非牧斋原文。盖此诗第壹第贰两句实用史记天官书，遵王已详注之矣。）生憎银汉偏如旧，（寅恪案：“银汉”甲辰乙丑两本俱作“银漏”，是。若作“银汉”，则与下句“天河”二字语意重复，不可通。盖“银漏”二字出王勃乾元殿颂“银漏与三辰合运”之典，见蒋清翋王子安集注壹肆。牧斋诗意谓己身此时尚留北京朝参也。）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范锴华笑庼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甚远。”今推梨洲之意，所以深赏此诗者，盖太冲夙精天算之学，而此诗首二句用星宿之典以指南都倾覆、建州入关之事，甚为切合之故。黄钱二人关系密切，所言自较金鹤冲附会之说为可信也。详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及此题后即接以“丙戌初秋燕市别惠（世扬）房（可壮）二老”（甲辰乙丑两本无“丙戌初秋”四字）七律两诗推之，可知牧斋于顺治三年夏以病乞归，其离北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若少有滞留，则九月间尚在吴门。此牧斋踪迹之可考见者也。
据陈忠裕公全集王胜时补撰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附录中载，王沄宋辕文选唐五言古诗跋略云：“丙戌秋师游虎丘，遇吴门朱云子论诗。师归（富林）语予。”（寅恪案：云子名隗，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本传。东山酬和集贰选录其次韵牧斋前七夕诗四首，颇为不少。鄙意诸诗不甚佳，故第肆章未论述之。）此卧子踪迹之可考见者也。然则钱陈二人确有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同在苏州之事，而卧子又于此时会游虎丘，故“题虎丘石上”诗其作者之为卧子实有可能。复玩诗中辞语乃属于几社一派，几社高才如李舒章是时正在北京，宋辕文方干进新朝，其非李宋所作不待多论。由是言之，虎丘诗纵非卧子本身所作，恐亦是王胜时辈所为，而经卧子修改，遂成如此之佳什欤？（寅恪案：王沄辋川诗钞陸“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九云：“梦到华胥异昔时，觉来犹幸夕阳迟。虎邱石上无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自注云：“丙戌钱罢官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邱石上，载诗话中。”可供参证。）鄙陋之见，未敢自信。今日博识君子当有胜解更出王庄之上者，尚希有以赐教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略云：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北军挟之去。（寅恪案：“之”字指牧斋。）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锒铛三匝，至北乃解归。
寅恪案：送牧斋归者之姓名顾氏未明言，近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叁“钱谦益”条云：“（顺治）三年正月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郞，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升案，锒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匮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今检清史列传柒玖谢升传（参清史稿贰肆肆金之俊传附谢升传）云：“（顺治）二年正月升以疾剧，乞假。命太医诊视。二月卒。”据此，谢升病逝时牧斋尚在南京任弘光帝之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牧斋归家后被逮北行，非由谢升所牵累明矣。
又检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肆陸叁载田雯撰谢陛墓志銘略云：
公姓谢氏，讳陛，字紫宸，号丹枫，系出江西赣县。明洪武间，十世祖官小旗戍籍德州右卫。甲申李自成陷京师，置贼党，防御使阎杰、州牧吴徽文来德。公流涕曰：主亡天下乱，仇可复也。与州人李嗣晟谋诛之。李云：当告诸荐绅先生。公曰：荐绅先生虽言之，彼虑事熟，凶万全也，狐疑败矣。公仗剑往，众踊其后，遇卢御史世傕云：于思曷维其来？公弗顾。征文坐听事堂，遥望于思，走逾半垣，拔角脱距，遂磔裂之。并执杰诛焉。众目眩良久，欲散归。公曰：贼踞京师，散将安往？遂帅众而北，所在收兵，与江表连和，杀贼雪耻。会世祖章皇帝入关，乃上所收印绶。当国者欲官之，不受，归。公自此隐矣。知州某，征文甥也，诛征文时匿僧舍免，后成进士，来知州事，思得公而甘心焉，诬以私藏兵器。卒无以害。公优游里甏故辏肽昶呤陨险呤私嵛∩纭�
小腆纪传肆陸义师壹凌駉传（参小腆纪年附考伍顺治元年四月“明贡生马元騄、生员谢陛”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駉”等条）略云：
凌駉字龙翰，歙县人，崇祯癸未进士。以主事赞画督师李建泰军。建泰降贼，駉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远近响应。于是土寨来归者甚众，与德州谢陛遥相应。
又附马元騄谢陛传略云：
马元騄，德州贡生。谢陛，诸生也。奉（宗室）帅鍁权称济王，移告远近，杀伪官。令青登莱诸州皆坚壁自守。陛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者也。
道光修济南府志伍贰人物捌卢世傕传略云：
卢世傕字德水，天启乙丑进士，授户部主事。乞侍养归。服阕，补礼部改御史。移疾趣归。甲申之变，世傕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义讨贼。大清兵下山左，以原官征，病不行。
碑传集壹叁陸田雯撰卢先生世傕传略云：
卢世傕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称南村病叟。涞水人，明初徙德州左卫。（天启五年乙丑）登进士第，除户部主事。未几省母归，复强起，补礼部，改监察御史。竟移疾去。甲申已后，每抠衣循发，歌注无聊。扫除墓地，有沉渊荷锸之意。本朝拜原官，征诣京师，以病废辞。癸巳卒于家，年六十六。
牧斋初学集壹佰陸读小笺上略云：
今年夏，（寅恪案：“今年”指崇祯六年癸酉。）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嘱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
同书壹壹桑林诗集（原注：“起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尽闰四月。”）小序略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渡淮而北。
同书同卷复载有“将抵德州遣问卢德水”、“德水送芍药”、“东壁楼怀德水”、“次韵酬德水见赠”等题，并附卢世傕“上牧斋先生”诗。
寅恪案：徐鼒谓凌駉“传檄山东，与德州谢陛遥相应”，又谓“陛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可知邓之诚先生谓牧斋“牵连淄川谢升案”之“谢升”，乃谢陛之误。德州府志谓“世傕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义讨贼”之“乡人”，当即指谢陛马元騄等，盖与谢陛墓志铭所言同为一事。惟田雯撰卢先生世傕传（见碑传集壹叁陸文学上之上）恐有所避讳，不明言之耳。复据上引资料，谢陛卢世傕二人又皆不受清廷之官职者，自与抗清复明之运动有关也。又牧斋于崇祯十年丁丑因张汉儒之讦控被逮北上，道经山东，与卢德水频繁赋诗唱和。以没口居士与南村病叟如是交谊，则其于顺治三年丙戌辞官南下，再经山东，亦应有酬和之篇什及来往之书札。由此推之，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七夕后自北京归家，被逮北行，必为谢陛卢世傕等之牵累，更无疑义。谢氏既被诬以私藏兵器，但不久事白，则牧斋之得免祸亦事理所当然，而顾云美所谓“送公归者”乃指卢氏，抑又可知矣。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在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此三死中，第一死前已论述之，茲仅言第二死。
寅恪草此稿有两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