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雅的涂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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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口气说：“好吧，难得你这么爱国，我不治你了。派你发展刚果的烹调事业，你看怎么样？”　　　　
　　　　　　　　我听得连连点头：光吃饱了还不够爱国，中了毒再上点瘾才够段位。正想着，突然有人拉我袖口，一看是个白人。他把我拉到一旁，名片递上来，原来是美国代表罗兹先生，说：“中国是烹调大国，你得对鱼子酱表示支持。”我不动声色，等他说完了，说：“您坐，我撒泡尿去。”看他一脸茫然，又说：“你看，蚂蚁吃过了，可鱼子酱还没吃，没比较怎么说话呢。”　　　　
　　　　　　　　这话起了作用，第二天吃中饭时上了典型的俄国菜，每人面前放了两片面包，一盆红菜汤，一碟鱼子酱。我观察一下蒙巴布，人真是大将风度，二话不说，往面包上抹了鱼子酱便大吃起来。这鱼子酱是好东西，一咬往出蹦水儿，特香。代表们边吃边议论上午鲁司机的发言。他是从鲟鱼千里产卵出发，追本溯源，探讨鱼的食料来源和营养成分，最后高屋建瓴地提出鱼子酱味道的七个层次。最猛烈的是最后一个层次世界和平。据他统计，美苏历次核武会谈，凡是菜单上用了鱼子酱的，成功率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三。　　　　
　　　　　　　　诸位，人都讲理，谁不知道原子弹厉害？他这话一出，很多人都服了。　　　　
　　　　　　　　下午“鱼”派的势头不减，发言的比利时老太太慷慨激昂，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烹调和饮食习惯实施猛烈攻击。我暗暗替她焦心：这主儿别是吃错了药吧？那天明明看着她连吞了三只蚂蚁，怎么突然又说蚂蚁不卫生了？又想：鱼蚁都吃了，下一步干吗呢？听说松根菌在纽约的意大利餐厅卖到一千三百美元一磅，要是大家能在素食上打一架——　　　　
　　　　　　　　正想到精彩之处，发言忽然中断，就见老太太脸色煞白，咕咚一声，捂着肚子跌倒在台上了。　　　　
　　　　　　　　这下子场子可乱了，大家上去抢救，一个人大呼是心脏病发作，另一个说是小产，再一个说六十岁上怀孩子不可能。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嗓子：“会不会是狂犬病？”大伙儿一听，忽拉一声都散开了。我一想不对，人命关天怎么能这么说？刚要改口，肚子忽然起了痉挛，没容我细想，哇地一声已经吐了出来。我扶着桌子大喘气儿，过来了几位代表，没等他们靠近，我哇地又吐了出来。这次惨点，天旋地转，当时就丧失知觉了。　　　　
　　　　　　　　不知过了多久，睁眼一看，已经进了病房。周围床上躺着好几位，全是会议代表。一问，原来是吐的也有，泻的也有。幸亏医生说是食物中毒，吃了药，观察一晚上就没事了。　　　　
　　　　　　　　第二天，众病友略有好转，都说：“不行，鱼子酱有猫腻！咱们上书警方吧。比利时老太太受害最深，一定愿意领头签字。”又转向我，异口同声地问：“中国是烹调大国，涂大厨又是受害者，明天你发言可是决定性的，你准备支持谁呢？”我答不出来，问：“你们说呢？”那些人马上分成了两派，南美，非洲和东南亚是苦出身，吃的杂，自然是支持蚂蚁，欧洲国家本来是鱼派的，可这下子连吐带泻，许多都叛变了。当然还有少数死党，视死如归地捍卫鱼子酱。我看他们说着马上就要动手，便溜回饭店去了。　　　　
　　　　　　　　我犯愁了：会才开了一天，差点儿没吃死，可下头还一礼拜呢。又想：明天支持谁？瞧样子蒙鲁两位都是爱国人士，天生的狠角色，谁也不能轻饶了我。要不，趁还没死，提前回国吧？这时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鲁司机前来看望。他把俄式的大围巾挂在架子上，一坐下就申辩这毒不是他投的。作为证据，又提出警方对鱼子酱进行了化验，发现里头有一种复杂的物质，估计是某种非洲的树叶榨的汁。“这不是明摆着吗？”他咬牙切齿地说，“姓蒙的栽赃！”顿一顿，见我没反应，便有些生气，含沙射影地问：“俄国支持你们政府进联合国的时候，你还小吧？”　　　　
　　　　　　　　我想了一会，说：“贵国割我们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时候，你多大？”他急了，说：“哪有？这绝不可能。”见我一脸的不信，又改口：“要么就是赫鲁晓夫干的。”我说：“赫鲁晓夫不在，咱饶了他吧。你想要我支持鱼子酱，不如晚上八点来，再好好磕叨磕叨。”看他有些失望，又鼓励地说：“为了成功，多带鱼子酱！”　　　　
　　　　　　　　他走了不多一会，蒙巴布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明确指出，我和俄国人的猫腻已经满城风雨，老少皆知了。他正在考虑向本国总统建议跟中国断交。我打断他说：“没错，我和他是有猫腻，可我跟你也可以有猫腻呀。这样吧，晚八点，你多带蚂蚁找我来——记住，烧得嫩一点。”　　　　
　　　　　　　　晚上八点，我的房间里坐满了人——主客是蒙巴布和鲁司机，一人提一个大菜盒。俩人见面先是一愣，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把菜盒一放，然后坐下，隔着桌子对峙。这时陪客也到齐了，他们都是医院的病友，因为上午在病房滋事，被当局轰出来了。我站起来，说：“今天请大家来，是做一个公证，决定中国作为世界烹调第一超级大国，到底应该支持刚果蚂蚁还是俄国鱼子酱。”我顿一顿，又对蒙鲁二人说：“现在你们俩势均力敌，我这一票可以说叫你们谁死谁就得死，叫你们谁活谁就能活。可我只能投给你们俩里头的一个。为了公平，我提一个办法，你们愿不愿意接受？”　　　　
　　　　　　　　大家都很好奇，问：“什么办法？”我叠起两个指头，说：“多吃为胜。蒙先生吃蚂蚁，鲁先生吃鱼子酱，两位今天当着大家，当场比试谁吃得多。”　　　　
　　　　　　　　大家都笑起来了，两个当事人则瞪着我不出声。我只好再把脸绷一绷，接着说下去：“我知道这个办法野蛮，可这是惟一公平的办法。首先，你们各有各的道理，叫我向着谁好？其次，既然你们都觉得本国的食品最好吃，那就得通过吃来证明。最后，大家吃了你们的好东西，都住了医院，凭什么你们俩都没事？无论如何，你们得再吃一回，表示跟大家同甘共苦！”　　　　
　　　　　　　　这三条理由，特别是最后一条，引起了很多的共鸣。秘鲁代表首先说：“嗯，有理，你们这是拿咱们当小白耗子！”大家一听当了小白耗子，都不干了，怒火万丈地说：“原来是这样！”我看蒙巴布和鲁司机脸色通红，便拿出一架天平，把蚂蚁和鱼子酱各称了二百克，放在盘子里，说：“如果你们同意，现在就可以开吃。否则，我得用扔小钱决定支持谁——只不过鹿死谁手我可不能负责。”我掏出一个小钱，可他们两个并没等我扔，已经拿起刀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道，为了那晚的决定，将来我后悔也来不及。　　　　
　　　　　　　　第二天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气氛紧张得邪门儿。我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台，说：　　　　
　　　　　　　　“女士们先生们，逗号都别绷着。我这是受人之托，刚果和俄国代表进医院了，托我跟大家说：他们握手言和了。昨儿个晚上他俩一人吃了六磅，到末了儿终于明白了：甭管多好吃的东西，都有没味的时候。他们承认这次玩得也太猛了。当然，他们玩什么，跟我有个屁关系，我是大师傅，就讲究个实际。今天发言，只想提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素什锦比意大利松根菌更好吃？我的话完了，谢谢。”　　　　
　　　　　　　　我刚说完美国代表就跳上台了。他向主席临时申请了两分钟，提出中国代表把素什锦和松根菌相提并论，是烹调大国的扩张主义行为。当然，他这个发言遭到了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等爱好豆制品的国家的迎头痛斥。最后的结果，是当晚安排了一次有严格卫生检查的松根菌品尝大会。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已经重了三磅。爱国爱得这么成功，我愁得一宿没睡塌实，最后决定：一下子当处长确实有困难，还是先从正科当起，一步步来，这样稳。　　　　
　　　　　　　　回国第一件事，找头儿商量我的职务问题。稳步升级的战略设想没说完，头儿突然发了脾气，说：“狗屁，你干的那些也叫爱国？今天报上的社论，刚刚谴责俄国在刚果修的水坝漏水。上头的意思，明明是要他们两国掐起来嘛。你倒好，帮他们两国代表说和了。上头怪罪下来，你兜着？”　　　　
　　　　　　　　我傻了。　　　　
　　　　　　　　就这样，本次比划大饼，画上了一个句号。　　　　
　　　　　　　　几天后，我回到了剁洋葱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