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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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撸獗本┦芯陀�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其结果，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据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披露，目前广东有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有1200多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闲置，更对农村收入带来极大影响。一个农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挣回2000元钱的话，5000万民工带回农村的就是1000亿元。在实行宏观调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农民人数逐年减少，几年加起来，流向农村的打工资金至少减少了三四千亿元。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北边不远的新文化街农贸副食品市场往日热闹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许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见了。南边国华商场后面的一条水果蔬菜市场也整个被取消了。北京的确见不到那么多外来人了，街道上清净了许多。仅1999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北京市民为市政府采取的这一“清理”行动叫好，但在清理和驱赶的背后，却是农民收入的减少。
中国经济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等级性。这也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有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中“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的做法频频出现，便不足为奇了。在几种利益比较之下，农民的利益总是放在最后考虑。
1998年冬，我去山西省晋南地区给当地政府做发展顾问，发现农村中大批的小煤矿、小铁矿、小铁厂被关停。这一年，中国煤炭产量12。5亿吨，出现严重过剩，国家统配煤矿亏损严重。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政府提出“限产压产”的口号。国有大煤矿减少产量，民有小煤矿干脆整个关闭，个别不听话的被强行用炸药炸毁。1998年，全国有几万家农村小煤矿被关闭。据《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截至2000年7月，已取缔和关闭的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的各类小煤矿累计3。6万处，压减产量3亿吨。2000年夏天，贵州六枝地区的地方干部到北京集训，请我去做经济形势报告，同时我也了解到那里的一些情况，农民收入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关闭地方小煤窑。许多已经脱了贫的地区，又开始返贫。
钢铁行业和制糖行业也是如此，为了确保国有大钢铁企业的效益，压产增效，于是地方的小钢铁厂在国家经贸委的一纸命令下都要强行关闭。第一批计划关闭的50户小钢厂名单已经下发，2000年底完成关闭。制糖行业由于1999年关闭了一批小糖厂和小糖精厂，糖价已由原来的2300元一吨回升到2000年的3100元一吨。2000年上半年制糖行业亏损减少到1。13亿元，同比减亏11亿元。产糖大省广西的制糖业已整体扭亏为盈。强行关停并转这一行政手段，对于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起了相当作用。到了2000年上半年，全国钢铁企业的效益普遍好转，大多数企业已经脱亏解困。只是煤炭企业的困难大一些，2000年整个行业还没走出亏损的阴影。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特点，最终的代价和损失是由农民和集体经济来承担的。我把中国的这种经济调整做法比做“挹此注比”和“抑本求末”。这是2000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形势和效益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而只有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状况的根本原因。看看这一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经济的效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28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倍。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挹此注彼”型经济，那么一个部门赢利了，就肯定是另一个部门亏损了。代价在各部门中是相互转移的。因此，我们在看到国企扭亏为盈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另一些企业＇民私营企业＇正在扭盈为亏。但遗憾的是，媒体对这些数字很少报道，统计部门也不公开这方面的数字。
不过，农村的数字是有的。近两年来，农民收入的增幅都在2％左右起伏。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譬如我家乡山东烟台，前些年苹果都买到1。5元一斤，现在只有四五毛钱。粮食价格自1996年之后节节下降，从平均七八毛钱降到四五毛钱。按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先生的统计，最近四五年间，农民在农产品降价方面减少的收入至少有6000…7000亿元。加上打工人数的减少和收入减少，我估计近四五年里，中国农民至少减少了大约1万元的收入。这样大的变化，中国消费能力的天平怎能不倾斜！
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由于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了几年，结果，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最高增幅达到15。6％。农民的富足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会需求，使这些年里中国的生产加足马力都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但自1985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到了1999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已下降到3。8％。2000年进一步降到2。1％，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2000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48亿元，增长10。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12033亿元，占74％，县以下农村消费4214亿元，仅占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8元，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013元，仅增长1。5％。请大家想一想，这么一幅状态中国经济怎么能高速发展！
城镇居民本来收入就高，但增幅度却高。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增幅却低。这两个数字反映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城乡两大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已经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大约为2：1，90年代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赵人伟先生是社科院经济所专门研究国民收入的老专家，按他的计算，1999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达到4：1，而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于祖尧先生估算出的比例数字更大，他认为两者间的比例为5：1甚至6：1。在世界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1。5：1就算高的了。可见中国的城乡差距有多么大。
实际上如果扣除统计上的修饰，这几年间，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在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都是大于城镇的，但从1993年以后，城镇消费远远大于农村＇见下表＇。另外，在1993年以前，农村消费对GDP总量的贡献一直维持在25％以上，但现在已下降到22％左右。＇见附表＇
附表：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消费
年份 城镇人口＇亿＇ 农村人口＇亿＇ 城镇人均收入＇元＇ 农村人均收入＇元＇ 城镇人均消费＇元＇ 农村人均消费＇元＇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1990 3．1 8．4 1387 630 1688 571 3900 4400
1995 3．5 8．6 3855 1550 4874 1434 12000 82000
1999 3．9 8．7 5854 2210 6665 1973 19000 12000
摘自《经济日报》2000，7，31，
连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农村问题也概莫例外。2000年上半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顺德这八个珠三角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占了全省的市县级增收额的85％，而另外有10个县的收入却出现负增长。截止6月底，广东全省有26个县欠发工资总额达8。1亿元。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指出，目前广东农业和农民问题很严峻，由于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高达 5100多元。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这一降一升的结果表明：财富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正在中国城乡间显现。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曾一度缩小，但到90年代之后又重新拉大。这说明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不仅难于打破，并且在继续固化。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部社会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调整史。国家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利益的倾向性。中国是个以工农利益为重、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向这些目标行进过程中，目标理想和实践结果出现了偏差，为了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前30年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不存在了，但这种“优先”和“优越”的心理和因优先导致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却牢牢地延续了下来。“农民低人一等”是这种优先政策形成社会文化心理遗产，这种心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目前中国政府界以至学者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较少，农民利益的呼声也甚弱。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弱势一族。之所以弱，主要是身上天生受着不公平待遇的限制。农民一生下来便处于一种天然落后和狭隘封闭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里。难以迁徙流动，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便无从实现。由于在各大利益群体中，农民属于弱势一族，所以在经济上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特别是在各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首先遭到抑制的便是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搞的“关停限产”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毫无疑问，城乡关系、国企和民企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冲突关系，也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公平合理地发展，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不至于利益的天平在社会群体中倾斜得太厉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深层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和显性化的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但它已遭到农民强烈的反抗。象农民自发产生的民工潮，就是农民自发抵制户籍管制的一个最生动的表现。
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具有挹此注彼性和强烈的等级性？这恐怕是当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在当今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其根源在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在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建国50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典型发展模式是：一个家庭中三个孩子干活，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最后这个孩子获得了极高的教育和发展，并留洋到外国，成了外国的白领阶层和人才。但剩下的三个孩子仍然在农村务农，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如果这个家庭将资金平均使用，使每年孩子都多少受点教育，平均发展，或许对这个国家更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平均、均衡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拔尖”发展的战略了。如果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要以人均水平来比较，不要以个别典型城市或个别沿海地区来与国际水平相衡量。只有整个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说明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和发达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培养出少数精英。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缩小差距，不仅缩小城乡差距，更要缩小人的差距。再不能人为地造就一个特权阶层和特权地区，要实行公平的国民待遇。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如果对国内的农民还不实行同样的国民待遇，那就将发生更多的悲剧。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冲动来自于农村，来自二元结构中的农村结构。
2001年元月份，南方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明确地提出，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在西部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小城镇问题上大做文章，只要将取消户籍管制，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各种问题便会自然化解，市场最终会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人际差别。我的这一观点，《南方周末》报连同我的照片一起发表出来。
4，关注中国农民的创新性
我为什么说只要取消人口流动管制，社会财富自然会达到均衡？因为牟利是人的本性，当一个地区有利可图时，人们便会蜂拥而上，直到利润被瓜分干净。人们便会转移一个新的赢利地点。只要放开管制，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差距就不会大。这个道理想一下便可明白。但可悲的是，人类这种动物他比一般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保护自己。谁占据了有利地形，便轻易不会让他人涉足。所以，目前在中国遏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力来自哪里呢？想一下也会明白，即那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理位置的人。他们不愿意外人来分享这种天然的利益。
这种情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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