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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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宝贝女儿。”

　　我惊恐地看着他，愤怒地瞪着这个吻过妈妈的凶恶男人。他现在可能也想要亲我。

　　我马上转过头，跑到一边，藏在床底下。我听到妈妈在我身后说：“戴维，那个时候她还小，毕竟她已经好久都没见到过你了。”

　　我爸爸回来了。

　　他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了。“现在正在紧要关头，”他说，“不然，我就得死，像其他人一样。”那个集中营叫奥斯维辛，那里一定非常可怕，因为每当爸爸谈及那里时，总是不断地哭泣。他们坐在沙发上———爸爸、妈妈还有埃拉———用绿色的小玻璃杯喝着伏特加。父母彼此紧紧地握着对方。后来，爸爸想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但是我跑开了。

　　“跟我来，卡西米尔，”我悄悄地俯在狗耳朵边小声说，“我们躺在桌子下面去。他们现在只会哭泣、喝酒。”

　　卡西米尔听懂了。我们躺在餐桌下面，我把头靠在它那毛茸茸的、温暖而柔软的小腹上。它温热均匀的呼吸使我感到很安全。从这里，我能看到厨房窗户的左上角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我看到外面蓝色的天空。不久天空逐渐暗下来，变为深蓝色，时不时还听到很远的地方空袭警报的长鸣声。

　　这个人不是我爸爸。他不是！戴维·赖伯宁是个年轻、英俊、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在花园里亲吻小女生的冒失鬼，一个世界级的滑冰运动员。我想起了那张照片，妈妈总是带在身边。照片上，爸爸有一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露出灿烂而健康的笑容。身上穿着白西服，头上带着一顶草帽。照片背面写着：

　　亲爱的妈妈：

　　照片上这个正在朝你笑微、英俊的年轻人是爱你的戴维。

　　突然住在犹太人区时的一个情景浮现在我眼前。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祖母，在黑暗、闷热房间里，爸爸正坐在床边，难过而痛苦，不断晃动身体———就像现在每当他讲到集中营时一样。

　　和现在一样？要是他真是我爸爸怎么办呢？

　　不，我不想让这个人成为我爸爸，我真正的爸爸已经死了。

　　晚上，这个陌生人睡在我们的床上，我尽可能努力往床边儿睡。因为太靠边儿了，使我不得不很小心，以免掉下去。现在他已经洗了澡，刮了胡子，身上没有臭味了，但是我还是不想和他有任何接触。每次他想抚摸我的时候，我总是跑得远远的。每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那洪大的声音总是使我很害怕。

　　现在妈妈心里只有他。她买来很多菜，又在厨房站了好几个钟头。“这样可以重新焕发你的活力。”她说，然把满满一盘子的食物放在他面前。他狼吞虎咽、拼命地吃，好像很多年都没吃过饭一样。“过来，”当他吃完了以后，他对我说，“过来，坐在我腿上。”但是我不想过去。于是我又一次跑开了，藏在桌子下面。

　　他们总是在不停地说，我一点也不想听。我有时坐着画画，有时向卡西米尔讲关于我裤子的故事。我跟妈妈说我很想念曼纽拉和奶奶。

　　“哦，我们将会马上去拜访他们。”妈妈说，然后继续和那个陌生人说话。

　　“我想杀了他！”那个陌生人———被称为是我父亲的人喊道，“我会找到他，托西娅，你瞧着吧。他必须为他的谎话付出代价。”突然，他看起来像个野蛮人。当他把一枝枪装进口袋的时候，从眼睛里发出一道凶狠的光芒。　我更加害怕他。

　　“别，戴维，”妈妈恳求着说，“求你，别这样。过去的都过去了，没人能将时间倒转。要是你这么做的话，我们将都会很危险。”

　　那个陌生人没有马上回答，他对着妈妈看了好久。“我不能不去，”他说，“你应该理解，托西娅，我必须去，这是我的责任。”带着坚定的决心，迈着坚决的步伐，这个陌生人走出了公寓，把身后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我松了一口气。妈妈用手捂住自己的脸。“真不应该告诉他，要是我没说就好了，”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这都是我的错。”

　　“他想杀死谁？”我问。

　　“那个警察。还记得那次我们从犹太人区逃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找一个地址吗？我们为了那个地址花了很多钱，因为我们认为那儿很安全。那是个圈套，一个抓住犹太人的圈套。而那个人，那个警察，拿了德国人的钱，把所有这些人都出卖了！”　

4、战争结束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金灿灿的珠宝在潮湿的贫民窟里发着夺目的光，我抱着警察的靴子，哀求他让我们出去……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陌生人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

　　他脱了衣服，坐在床边，大口喘着气。

　　“戴维？”妈妈迷迷糊糊地问道。接着她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戴维！你还活着！”她搂着他的脖子。

　　我尽量离得她远远的。

　　“发生什么了？你杀死他了？告诉我，戴维，你杀死了他吗？”妈妈抓着那个人的肩膀，使劲地摇晃。

　　“没有，”他费力地说，“我不能。”

　　“哦，戴维，我明白，你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明白！”妈妈终于放下心，由于太高兴，连声音都在颤抖。

　　“我不能，”陌生人平静地重复着，“因为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有人已经打死他了。”

　　这些天里，空袭警报声常常会突然响起。狂啸般的警铃声总是震痛我的耳朵。警铃响后我们不得不和其他活着的人一起跑到地窖里，呆上好久好久。但是这个陌生人不愿意下到地窖里。他不害怕。这倒是让我感到惊讶。我因此渐渐地敬佩起他。

　　“戴维，求求你了。”妈妈哀求着说。

　　但是他就是不想下去。他很倔强。“我不会有事的，”他说，“再恶劣的事我都经历过。”

　　他声音很大，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的谈话。我越来越喜欢他了，虽然他不打算和我一起呆在地下。我发现他的眼睛里并没有危险。那是双黑色的眼睛，里面闪着光。

　　渐渐地，我开始相信他就是我真正的父亲。我和他也逐渐熟悉起来。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把公寓的窗户全敞开，阳光射了进来。在外面的街道上，人们在欢呼、叫喊，透出一股不同寻常的兴奋。就像苏打水漂起的泡泡，或是像被人轻轻搔痒。爸爸、妈妈和我相互拉着手走到集市广场，人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克拉格传递消息的方式。

　　从很远的地方，我就能听到人们的欢呼雀跃声。

　　我从没见过这个广场这么拥挤。我不得不紧紧贴着妈妈，以免不小心走丢了。突然两只强壮的臂膀把我举了起来，是爸爸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

　　坐在这里感觉好极了。现在我比任何人都高。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广场上有很多喷泉，人们都相互拥挤着，推撞着，舞动着，但是因为爸爸把我高高举在头顶，所以我很安全。

　　“战争结束了！”人们高声欢呼，“战争结束了！”

　　人们把帽子扔到空中，呼喊尖叫声此起彼伏。在我下面的人群涌来涌去，相互庆祝、彼此拥抱、尽情歌唱。我非常吃惊人们能这么疯狂，这么兴奋。但是很快，我也加入他们中间，不停地笑，不停地唱，不停地喊。“战争结束了！”我也大声欢呼，尽管我并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钟头以后，我们回到公寓，疲惫而兴奋，妈妈打算准备晚餐。我问她为什么今天广场上的人们那么高兴。她笑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安全了。”她回答道。

　　安全？我盯着她：“也就是说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蹲在我面前，紧紧地搂住我。她的眼睛闪着光，看起来非常激动。我从未见过她这么高兴，“对极了，”她眉毛舒展，笑着说，“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躲藏了。”

　　“你保证？”我问。

　　“我保证。”她回答说。

　　“但是多长时间？”我不明白这点。

　　“我们现在自由了，懂了吗？”她说，“战争结束了。希特勒死了。世界和平了。现在我们和任何人都一样了。”

　　“多久呢？”我又问。

　　“永远。”

　　“永远？但是永远是多久？”我摇摇头不相信，因为她总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急得都快生气了。不可能。她原来没说过“永远”这个词。

　　现在我们真的和别人一样了。真不能相信，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变了。我们不用再躲藏了。我们可以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不再害怕什么。但是，我还是总有种感觉，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然被抓住。当我们去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在大街上，我不敢直视别人的脸。

　　一时间，寻找失散的亲戚、朋友的人像闪电般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地问，不分白天黑夜地找。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存活下来”。他或她是否存活下来？人们互相询问。人们通常并不是完全照实情说出来，但是只要还有希望，他们就一直希望下去。在犹太教会堂里，人们贴了很多小纸条，写着简短的话，例如：

　　有人看到我妹妹罗莎了吗？

　　她21岁，有一头褐色的头发，带着眼镜。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1943年3月初，她在犹太人区。

　　如有消息，请与米里亚姆联系。

　　一些人可以重新相聚，但那些大部分被寻找的人都死了。　

5、噩耗仅仅是个开始
　
　　萨宾姨妈还活着！妈妈听说她被从奥斯维辛放出来了。我们都开心得要发狂似的。当然，我妈妈打算立刻去把她接回来。这是一次漫长、费力的行程，因为现在没有火车通行。所以她只能先尽量搭便车，然后剩下的路程再步行。

　　等她到了那儿的时候，萨宾已经死了。她在集中营里，得了极其严重的恶性斑疹伤寒，所以出来的时候她一直病得很厉害。对于妈妈来说，谈论这些事情是很痛苦的。她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直到一天晚上，父亲讲述萨宾如何想办法去探望已经在布拉祖集中营被判死刑的丈夫时，妈妈终于哭出来了。她的丈夫，葛朗特斯，他因为试图去保护一个小男孩而被判刑。他曾经企图割腕自杀，但没能成功。他们把他挂起来，直到他体内最后一滴血流干为止。而且强迫所有的犯人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但是后来，当他们把她送到奥斯维辛后，萨宾又恋爱了，她甚至秘密结婚。她嫁给了一个犹太教教士，和她的新丈夫是在被关押的铁丝网后面结了婚。

　　“她总是不断地谈恋爱，相当固执。”妈妈抽噎着说。我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萨宾姨妈时，她活泼，漂亮，头发用一块花手绢系着。

　　噩耗接连不断地出现。慢慢地，我们又得知我们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亚伯拉罕祖父、祖母和艾琳死在白尔兹克死亡集中营中毒气室里。雅各布，妈妈的弟弟，在德国人扫荡他所工作的军工厂时，被杀死了。我另一个祖母，玛丽亚·赖伯宁失踪了，没能找到关于她任何消息。她可能已经死在某个毒气室里。

　　我不愿意相信我所听到的这些事实，用被子蒙住头，就像我原先住在犹太人区时一样。但是我无法逃避这些事情。现在我听到的这些噩耗其实仅仅是个开始。

　　突然，克拉格挤满了人。那是因为华沙几乎被炸平了。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城镇存留下来。在克拉格镇上能找到一套公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妈妈说我们能有一套公寓实在是很幸运。埃拉和她的未婚夫，马瑞恩，回到了他们的房子。我想他们带走了伏特加酒，因为这以后我再没见过妈妈喝酒。

　　她也没有时间去喝酒，因为不停地有客人来借住。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来我们家，几乎就像很久以前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吃住在我们这个小公寓，我妈妈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她几乎快累垮了。最后我们的家庭成员扩大到14个。

　　我现在有一个小“弟弟”。是父亲把他带回来的。他叫瑞斯诺德·豪若维斯，他比我小6个月。我看到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他有一双大眼睛，一头乌黑凌乱的卷发，身体却很瘦小。接着他们全家一个一个搬来住在我们家，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还有他12岁的姐姐，布诺尼娅。他们全家是被一个叫奥斯卡·斯根德勒的人所救。

　　在那段时间，罗斯尼尔的兄弟和豪若维斯夫人的兄弟也都住了过来。他们是音乐家，曾在集中营的司令官吃饭的时候，为他演奏过音乐，从而存活了下来。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