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玛格丽特-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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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大黑猫忽然也像赶猫似地扯开嗓子叫了一声，全身的黑毛都竖了起来。

　　斯乔帕登时感到天旋地转，头碰到门框上，知觉模糊起来，心想：“我要死了……”

　　但他并没有死。他先把眼睛微微睁开一道缝，小心地看了看，自己仿佛坐在一块石头上，周围好像有什么喧嚣声。他大胆地把眼睛完全睁开，这才明白，那原来是海水的波涛声。简言之，他发现自己坐在一道防波堤尽头的石沿上，荡来荡去的海水甚至一直涌到他的脚旁，眼前是耀眼的蔚蓝色大海，背后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城市。

　　斯乔帕不知道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只能是两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沿着防波堤朝岸上走去。

　　防波堤上站着一个男人，正在抽烟，还不时地往海里吐唾沫。看见斯乔帕走过来，那人用奇怪的目光瞟了他一眼，不再吐唾沫了。于是，斯乔帕演出了这样一幕：他双膝跪倒在吸烟的无名氏跟前，哀求说：

　　“求求您，请您告诉我这是哪个城市？”

　　“莫名其妙！”冷酷无情的吸烟人说。

　　“我不是醉鬼，”斯乔帕用沙哑的声音说，“我是得了病，我出了点事，得了病……我这是在哪儿啊？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这个城市？叫雅尔塔呀……”

　　斯乔帕轻声叹了口气，歪着身子倒下去。他的头“咚”的一声碰到晒得温乎乎的防波堤的石头上。

　　
　　




　　　　　　　　　　　　




第八章　教授与诗人交锋

　　恰恰是斯乔帕在雅尔塔海边头碰石堤昏迷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这天中午十一点半左右，诗人无家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从长时间的熟睡中醒过来，恢复了神志。起初，他暗自回想：我怎么会躺在这四面白墙的陌生房间里？旁边这个小床头柜多漂亮，光闪闪的，金属做的，窗帘也是白的，透过它可以感到窗外明媚的阳光。

　　伊万晃了一下脑袋，确信头不再痛了。接着他想起来：自己是躺在一所医院里。这又使他想到了柏辽兹之死，不过，这个念头今天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震动。熟睡一夜之后，伊万的心情平静得多，头脑也清晰得多了。这张弹簧床又松软，又舒适，十分洁净。他静躺了一会儿，发现身旁有个电钮。他自幼有个随手摆弄东西的习惯，便顺手在电钮上按了一下。他指望一按电钮就会有什么响声，或者会发生什么事。但出乎意料，只是他脚头床边的一盏圆柱形毛玻璃小灯亮了，灯上显出两个字：“喝水”。过了一会儿，小圆柱灯便自动开始旋转，灯上的字换成了“护理员”，又停下来。然后，灯上的字又换成了“请医士来”。自然，这个设计巧妙的小灯使伊万很感兴趣。

　　“嗯……”伊万嘴里嘟哝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也算他走运，当圆柱灯上出现“请医士来”四个字后，他又无意中接了一下。这回小灯发出轻微的响声，停止转动，熄灭了。随即有一个体态丰满、和蔼可亲、穿着洁白罩衫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对伊万说：

　　“早晨好！”

　　伊万没有回答。他认为在目前这种环境中向他问好很不合适。本来嘛，把个健康人硬关进精神病院，还装出一副完全必要的样子！

　　那妇女继续保持着脸上的和善表情，只轻轻一按电钮，便把窗帘卷了上去。阳光透过稀疏的、从天花板直到地板的轻金属栅栏一下子洒满了整个房间。栅栏外面是阳台，远处可以望见弯弯曲曲的河岸，对岸是一片苍翠的松林。

　　“请您去洗澡吧。”妇女说，随即用手往墙上一摸，靠里的一面墙便自动打开，露出一间布置得十分淡雅舒适的浴室和卫生间。

　　伊万虽曾下定决心不同这妇女讲话，但看见这亮光闪闪的水龙头和哗哗喷出的温水，不由得挖苦说：

　　“嘿，你瞧！赶上大都会饭店啦！”

　　“不，不对，”妇女自豪地回答说，“比大都会饭店还要好！国外也见不到这种设备。许多科学家和名医常常专门到我们医院来参观。这里每天接待外国旅游者。”

　　一提到“外国旅游者”，伊万立即想起昨天那个顾问，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哭丧着脸看了她一眼，说：

　　“旅游者！……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外国旅游者？！顺便告诉你们，他们中间什么人都有！比如，我昨天就认识了一位，别提多好啦！”

　　伊万差一点又讲起本丢·彼拉多的故事来，但一想，对妇女讲这些没有用，反正她也帮不了什么忙，这才把话咽了回去。

　　洗得干干净净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从浴室出来，那妇女立即递上男子浴后理应得到的一切：熨得平平展展的衬衣、短裤、袜子等等。不仅如此，她还打开衣橱，指着里面对伊万说：

　　“您想穿什么？罩衣还是睡衣？”

　　看见这妇女那股子近乎放肆的大方劲儿，被困在这新住处的伊万差点没有鼓起掌来。他默默地指了指橱中一件鲜红色绒布睡衣。

　　然后，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穿过一条没有人、也没有一点响声的走廊，被领进一间非常宽敞的办公室。伊万早已暗自下定决心：尽管这所建筑物里的各种设备完善到无以复加，但他对这一切统统报以嘲笑。所以他立即暗自给这间大办公室取了个名称：“厨房工厂”。

　　这是不无道理的。这屋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玻璃柜橱，里面摆着各种亮闪闪的镀镍器皿。有好几把结构异常复杂的座椅，大肚子电灯，发光的罩子，不少形状怪异的玻璃瓶、煤气炉，拉着许多电线，还有各式各样谁都认不出的仪器。

　　进入办公室后，立刻有三个人走过来照料伊万，两女一男，都穿着白罩衫。他们首先把伊万领到角落里一张小桌旁，显然是想对他有所询问。伊万心里暗自估量着情况，盘算着对策。他面前有三条路可走。对伊万诱惑力最大的是第一条：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把这些个灯具、器材和各种精巧玩艺儿统统砸它个稀巴烂，借以表示自己对于被强制收容的抗议。但今天的伊万与昨天的伊万已经大不相同，他觉得这条路有点问题：说不定反而会使他们认定我是狂躁型精神病。伊万否定了这第一方案。第二条路是：立即向他们说明外国顾问的情况和本丢·彼拉多的事。但昨天的经验表明，人们不会相信他，或许反而会按他们的意思加以曲解。伊万只好也放弃这条路，而采取第三种方案：保持骄傲的沉默，给他们个一语不发。

　　但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听到一连串门话后，他还是不由得要皱着眉头回答一两句，尽管答话都很简短。

　　结果，人们还是把伊万从前的一切生活细节都问了出来，包括他十五年前在哪个季节和怎样得过猩红热。写满了有关伊万本人情况的一页纸之后，穿白衣的妇女把纸翻过来，开始盘问伊万的亲属的情况。问题十分繁琐：与本人的关系，何时故去，死因是什么，是否曾酗酒，是否患过花柳病，等等。都是些无聊的问题。最后才请伊万谈了谈昨天牧首湖畔发生的事，但也并未过分纠缠，而且在他提起本丢·彼拉多时人们也没有表示惊奇。

　　然后，妇女把伊万交给那个男人。这人对伊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什么也不问。他给伊万量体温，数脉搏，看伊万的眼睛，还用一只小灯往他眼里照了照。接着另一位妇女就过来给他帮忙，他们往伊万背上戳了几下，但并不痛，用小槌把儿在他前胸的皮肤上画了些什么记号，又用小槌敲了敲膝盖，敲得伊万两条小腿直往上弹。往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取了一点指血，又往肘弯处扎了一针，还给两只手腕戴上了胶皮手镯。

　　伊万暗暗苦笑，越想越荒唐。可不是吗？他本想警告人们来历不明的顾问可能给大家带来灾难，本想抓住那家伙，结果自己反而落到这么个神秘的办公室里，来给这些人讲自己有个舅舅叫费奥多尔，住在沃洛格达市，讲他怎么酗酒之类的事情。太荒唐了！

　　伊万终于被放开了，又被护送回病房。给他端来了早点：一杯咖啡、两个溏心鸡蛋、几片抹着黄油的白面包。

　　伊万吃喝完毕，决心等见到这个机构的主要人物时，再要求他认真地、公正地处理自己的问题。

　　他果然等来了，而且是吃过早点后不久。伊万的房门突然打开，进来许多穿白罩衫的人。走在众人前面的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举止文雅，脸显然经过认真的、像演员化装似的仔细洗刮，一双眼睛既讨人喜欢，又很有洞察力。全体人员都对他恭而敬之，因此，他的到来显得十分庄严。伊万暗自想：“真像本丢·彼拉多！”

　　是的，他无疑就是这里的主要人物。他坐到小凳上，其他人侍立左右。

　　“我是大夫，姓斯特拉文斯基。”坐下的人友善地看了看伊万，自我介绍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是他的……”另一个把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小声对主要人物说，同时把记载着伊万情况的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递给他。

　　伊万心想：“嘿，给我建立了一整套档案呀！”这时主要人物用他熟练的目光迅速阅读着纸上的记载，不时发出“嗯……嗯……”的声音，时而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同周围的人交谈一两句。

　　伊万伤心地想：“和彼拉多一样，他也懂拉丁语……”但这时伊万却听清楚了一个词：“精神分裂症”。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哎呀！这个词恰恰是昨天那个可恶的外国佬在牧首湖畔提到过的，今天在这里又由斯特拉文斯基教授提起来了。

　　伊万惶恐不安地想：“他连这事也早就知道？”

　　主要人物像有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不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要表示赞同，表示高兴，还要用“好极了，好极了……”这几个字来表明自己这种态度。

　　“好极了！”斯特拉文斯基说着，把那张纸交还给旁边的人，转而问伊万：“您是诗人？”

　　“是诗人。”伊万抑郁地回答，同时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对诗歌的无可名状的厌恶感。他想起一些自己写的诗歌，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现在都使他厌恶。

　　伊万也皱着眉头向斯特拉文斯基提了个问题：

　　“您是教授？”

　　斯特拉文斯基殷勤地、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您是这儿的主要负责人？”伊万继续发问。

　　斯特拉文斯基又微微向他一躬身。

　　“我需要同您谈谈。”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意味深长地说。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呀。”斯特拉文斯基回答。

　　“是这么回事，”伊万开始讲了，他觉得已经到了他讲话的时候，“这些人把我当成疯子，我讲的话他们谁也不愿意听！……”

　　“啊，不会的。我们要十分认真地听听您的话，绝不允许任何人硬把您当成疯人。”斯特拉文斯基态度严肃，极力解除伊万的顾虑。

　　“那我就对您说说。昨天傍晚我在牧首湖湖边遇见了一个神秘人物。说是外国人吧，又不像外国人，他事先就知道柏辽兹的死，他还亲自看见过本丢·彼拉多。”

　　大夫的随从人员都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地倾听着诗人的叙述。

　　“彼拉多？就是那个和基督耶稣同时代的彼拉多吗？”斯特拉文斯基眯缝起眼睛看着伊万问道。

　　“就是他。”

　　“噢，”斯特拉文斯基说，“您是说柏辽兹让有轨电车轧死了？”

　　“就是昨天，在牧首湖公园旁边，电车轧死的，我亲眼看见的，而且那个神秘的公民……”

　　“那个认识本丢·彼拉多的人？”斯特拉文斯基问道，他的理解能力显然比别人强得多。

　　“正是他，”伊万表示肯定，一面暗自琢磨着斯特拉文斯基这个人，“正是他事先就说过，说安奴什卡已经把葵花子油洒了……柏辽兹恰恰是在那个地方滑倒的！您瞧这事儿，啊？”伊万意味深长地望着大夫，指望自己这番话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响。

　　然而，他所期望的反响并没有产生，斯特拉文斯基若无其事地接着提出了下一个；司题：

　　“安奴什卡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有些使伊万扫兴，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安奴什卡在这件事上根本无关紧要，”伊万不耐烦地说，“鬼知道她是什么人。反正是个住在花园街上的傻女人。重要的是那个家伙，他事先，您明白吗，事先就知道葵花子油的事！您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斯特拉文斯基一本正经地说。他扶了一下诗人的膝盖，又说，“请您别激动，接着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