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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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感到恐惧，对现实感到惊异，无法控制自己。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对丈夫的处境感到自责：丈夫不得不加倍地操劳，取代她承担起家庭主妇的事务——清扫房间除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马莉开始感到并流露出一种激烈的暴躁情绪。无论什么事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和大吵大闹，最后又总是忍不住地哭上一场。
三十天之后，马莉办公室的同事来到了她的家中。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但马莉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让丈夫回话说她正有事忙着。那一天下午，同事直接投响了门铃，一直等到马莉把门打开。
当天上午，马莉的心请很平静。她为同事准备了一杯茶，两个人谈起了事务所的情况，后来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再也不回去了。”
同事回忆起那次有关影片《萨尔瓦多》的谈话。
“您总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您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听完这一番话，马莉失声痛哭起来——现在她通常十分轻易地就会如此。
同事一直等到她平静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比提问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答案。奋果然如此。马莉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从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她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丈夫却是那样地支撑着她。
“我成了一个疯子。”她说道。
“这是一种可能。”同事回答说，流露出已明白了一切的神情，然而声音却十分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件事可做：或是去治疗，或是继续病下去。”
“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还能完全控制大脑功能，我所以感到紧张是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并没有精神病的惯常症状，比如缺乏现实感，比如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或是禁不住要伤害他人。我只是感到恐惧。”“所有的疯子都说他们是正常的。”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马莉又为同事添了一些茶。他们谈论天气，谈论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成果，谈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现在出现的紧张局势。马莉整天看电视，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
辞行之前，同事又提起了治疗一事。
“市里刚刚开办了一所疗养院，”他说道，“外国人投的资，具有发达国家一流的治疗手段。”
“治疗什么？”
“可以这样说吧，治疗各种失衡。过分恐惧就是一种失衡。”
马莉答应考虑一下这件事，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她又继续被恐惧侵扰了一个月，最后终于明白，不仅她的生活，而且还有她的婚姻，都正处于崩溃之中。她又服用了一些镇静剂，并大胆地走出了家门——这是六十天之中的第二次。
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来到新开办的那所疗养院。路上，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是不是去探望什么人。
“听说那里面非常舒适，不过也说疯子们都很狂暴，还说治疗办法包括使用电击。”
“我去探望一个人。”马莉回答说。
仅仅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她两个月来所受的折磨走到了尽头。院长是位高个子男人，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应诊时使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向马莉解释说，她所患的只是一种恐惧综合症而已，这种病刚刚被世界精神病学年鉴所承认。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他很细心地解释说，以使对方能完全听懂他的话，“问题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通常都加以隐瞒，生怕被别人混淆成是个疯子。其实如同压抑症一样，它仅仅是机体化学物质的失衡。”
伊戈尔医生为她开了一张处方，并让她回家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马莉回答说，“虽然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可我仍然没有勇气到街上去。我的婚姻情况变得一团糟，找的丈夫两个月来一直在照顾我，我需要让他也缓口气恢复一下。”
鉴于股东们希望收容所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往常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伊戈尔医生接受了马莉的住院要求，虽然他已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必要。
马莉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症状逐渐减轻，最后便彻底痊愈了。
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胜而走，传遍了卢布尔雅那小城。她的同事——她多年的朋友，与她一起不知共同度过了多少欢乐与忧虑的时刻——前来维莱特探访她，称赞她有勇气接受他的劝告和寻求帮助，但随即便讲出了他此行的原因。
“也许现在您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马莉听懂了这句话后面的含义：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
“您讲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哪怕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马莉等候着同事的回答，但是对方却一言不发。马莉接着说道：“是您建议我来这里治疗的。当初我考虑退休的时候，本想要功成名就地光荣离去，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我不想因为失败而放弃我的工作，请您至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恢复自尊自重，到那时，我会主动要求退休。”
她的同事清了清喉咙。
“我建议您来治疗，并没有建议您住院。”
“可这是个关系到我能否生存的问题，当时我根本无法出‘1 上街，我的婚姻也眼看就要完结。”
马莉知道自己正在白费口舌，无论怎样她都不可能说服时方——归根结底，这会使事务所的信誉承受风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又尝试了一次。
“我在这里接触到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我愿意而且也需要重新珍视自己。我应该说服自己，我有能力做出决定。我不能被推到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犯许多的错误，”身为律师的同事说道，“但有一种除外：把我们毁掉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她的身为律师的同事看来，马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她被通知说又有一位律师前来探访她。这一次的律师来自另外一个事务所，该事务所被马莉现在的前同事们视为最有力的对手。马莉感到了鼓舞：也许此人知道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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