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2期-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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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舞女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义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