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2期-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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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伤痛的概念，南昌是有准备的。他说，“施痛”与“受痛”是并存于一者身上。施于他人的疼痛必将是落实于自身。陈卓然觉得这种说法颇具挑战性，提问道：那么“受痛者”呢？他与“施痛”是什么关系？南昌说，“受痛”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主观决定的。陈卓然说：你的意思是，“受痛者”不一定自知？南昌说：知痛者方是“受痛”。那么，陈卓然还是那个问题，“受痛者”与“施痛”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体吗？“受痛”的同时也是“施痛”？南昌不禁迷惑了，他想，嘉宝是什么？嘉宝知不知痛？回答是肯定的，嘉宝知痛，嘉宝是“受痛者”无疑，那她又“施痛”给谁了呢？我吗？南昌问自己，好像是的，他们互相“施痛”和“受痛”。南昌以沉默结束了他的观点。
他们这三个人，都未受到高等教育，思想没经过训练，许多概念都是自创的，方法也是自创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运用想象，他们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努力要做的，是给这些想象以纪律，使其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才可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这世界的真相。他们已不是孩子，不再需要童话，他们的眼光越来越严肃。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裸着地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天地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极视力，还是看不到边。可正因为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绰约划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还没有踩实，摇摇摆摆，就像古代人的居住在鲸鱼背上的说法。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万幸，万幸，他们还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对了，他者与一己的概念也被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了。他们所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应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经受过苛的考验，那会损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
24 向皖南
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声音清脆。阿明心里有些伤感，却是令他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的影子一会儿从树荫里出来，一会儿又没人树荫，好像在画境里行走。
阿援骑了一段，又换给阿明骑，歪歪扭扭骑了回来，将黄鱼车在后门口停好，锁在一根落水管上，这才放心进门。却见母亲站在房门口，两人都一惊。母亲放阿援过去了，让阿明到她房间去。父亲已睡在床上，半卧在被窝里。母亲躺了多日，这时却起来，身上还带着一股被窝的捂熟气，暖和且不洁。母亲头发蓬乱，脸睡得浮肿，在灯光下叫阿明害怕。母亲说：我晓得你心里很开心。阿明的心思有些被说中，惶悚着。母亲接着说：你早就想走，早几年，就吵着要去住读，好，现在逞你的愿了！阿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低下了头，像是不屈服，又像是承认，母亲更加恼怒：你恨这个家，你看不起你父亲，我，还有你的兄弟——阿明抬起头，想说不是，可母亲根本不容他说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养你那么大，落得个遭你恨，来不及地要走出去，和我们断亲缘！母亲哭起来，阿明又急又怕，想要辩解，又想要安抚母亲，他求助地看看父亲，父亲却好像睡着了，停了一下，结果是返身走了出来。
余下的两天，阿明基本不在家里呆，忙着和同学告别，收进一堆笔记本，上面写着各式赠言。最后的那个下午，他还到工程队里去看了看，结果被留下讨论宣传事项，还在新出的壁报上画了幅题图，在食堂吃了饭，晚上九点才回家。父亲母亲都已经睡了，阿援责怪地看他一眼，没说什么，也睡觉去了。看起来，他真的很像母亲说的，他看不起全家人，而全家人心生怨艾。第二天早起，阿明到公司集合，乘大客车往火车站。进站才看见，全家人，除了远在黄山的二哥，都立在站台上。此时，阿明不由眼里一热。身在人海人山之中，还是眼前这一小丛人是与自己亲的，亲到都没有愿望去了解彼此。母亲倒十分平静，对阿明即将开始的旅行流露出兴趣，问路经什么地方，几时可抵达安徽，很天真地告诉说，火车上会供应盖浇饭。车开动时，阿明看着越来越远的亲人，终于消失，然后，水泥的月台也截止了。火车开过一片盘桓交互的铁轨，终于进入旷野。阿明忽然想到母亲在他记忆中，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乘过长途火车，那一晚失态痛哭的样子义出现眼前。阿明当然不会懂得这痛哭中的种种失意，只是心生怜惜，不止是对母亲，还是对他从小生活周围，各样的人与事。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去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卜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辨识的树种，低矮地伏在地面，杂芜得很；但兀然间，会有一株或是二株也是不辨识的树独自立起，树冠不大，树身细高，有些像火炬；当汽车上下左右盘旋，它便在视野里进来出去，留连久久，看起来，寂寥得很。下一封信里，已得知树名，那低矮的是野茶树，单独兀立的，则为柏树；可是又出来一种无名的花，细茎，长蕊，紫色，间在野茶树里，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水塘里的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从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亦是无名，只听得一片繁闹的啁啾，也是要细听，就听得出高低曲直，其实各有担当。然后，松鼠，野兔，獾，也出场了，又有一只果子狸，被他们围追堵截，一直逼进粪坑，再从粪坑中捞起，剥皮烹煮，一顿饕餮。第五封信开始从自然风光走人人文，介绍离他们最近的镇市名叫梅街，并无一树梅，不知此名源于何时何物；与这风流的名字不相符合的，是这镇市的古朴，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木梁和木柱结构成框架，简约疏朗，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街道石板砌地，因气候潮润，石缝问嵌有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