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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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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半马克思主义”
  人民日报这样做,又招致毛主席的严厉批评。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比较特别,到会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和周总理,没有过半数。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线视察,请假,未到会。其他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我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毛主席这次批评,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的谈话。距离我在1956年春初进颐年堂,刚好10年。
  回想起来,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来,实行他称之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后,也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之后。当然,在这之前,6月在批评人民日报的同时,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下决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同少奇同志发生争论,认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当时没有点名。后来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密锣紧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诬陷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同志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不是偶合。一个月后,1965年12月,又发生林彪向毛主席诬告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为此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我也列席了),其后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揭批”罗瑞卿同志。随着这样的形势的发展,斗争已从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转入政治领域。
  中国政局密锣紧鼓地进入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底毛主席指责彭真同志和中宣部的谈话,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对陆定一同志的诬陷,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这一系列事件,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后又上升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形势。人民日报1966年4月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解放军报的论战,很难说究竟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反革命恶文,大肆污蔑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狐群狗党”和“代理人”,给全国新闻界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全盘否定新闻战线的17年。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篇论文系统批驳姚文元这刀笔。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例,我国新闻界虽然受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左”倾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但毕竟仍然对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调整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大批判中,虽然总的走向是亦步亦趋,但也不是没有抵制。这一段的评验教训,正反两面都包含带有时代特色的诸多内容,亟需加以分析总结,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全文从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陆续完成) 
 
《五不怕及其他》 
                               吴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10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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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做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O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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