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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节

慈禧全传_001-第1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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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恰。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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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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