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白] 杨振宁的泪-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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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第5期 … 科学家轶事
覃白
一、 中国的音响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已经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含着友善的微笑打量着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道老者是浙江人。庚子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尤。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每想起老人临别时的叹息：“唉，谁让我是中国人！”杨振宁就感到揪心地痛。五十年代初，杨振宁已获博士学位，以发表“杨——米尔斯场论”奠定了在世界物理学的地位。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在购买住房时竟遭到粗暴拒绝：“因为你是中国人，我们担心你的入住会影响整个小区住房的销售。”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里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宣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就爆的就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静静的普林斯顿研究所，这座爱因斯坦工作过的科学圣殿，远离尘世的学者们谈论“中国的铀…235”时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们看见了杨振宁一边读报一边情不自禁地喊道：好啊，中国人！
从书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籍和资料的夹缝间，一抬头便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那树林，那花径的每一株红杉，每一片树叶，每一朵小花都长得那么精神，那么自信。白发苍苍的爱因斯坦曾经从那林荫道上走过。在那里，爱因斯坦曾与杨振宁亲切交谈，小光诺——杨振宁的儿子还和慈祥的爱因斯坦爷爷合过影哩。如今，爱因斯坦去世了，他的E=mc2的伟大公式迅速被中国人掌握在手中竟如中子撞向原子核，爆发出无法估计的能量。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处于兴奋之中的杨振宁都在默默哼唱着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奇迹？
他想起了一个人。在中国，肯定有一位像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样的天才的领军人物。不，他比奥本海默更困难！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汇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为奇的。而中国呢，仅凭本国的科学家和并不强大的国力，怎么能造出原子弹？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可知，只有问邓稼先了。据多家报刊披露，邓稼先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从1949年，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与他一别就是15年！
国字形的脸，配上黑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枣杆似的瘦高个子，始终给人留下平实谦和的印象，这就是邓稼先。从小在一起打弹子，玩墙球……比赛爬树时，他凭着手长腿长，总比杨振宁先爬上树梢。
在西南联大，几个同窗好友在凤翥街的小茶馆喝喝茶，谈谈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就算是一种享受了。一次，一队士兵押着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经过茶馆，街上许多孩子都跟去看热闹。稼先竟也跟去了。不久，西北方向的乱坟岗传来凄厉的枪声，茶馆死一般寂静。待稼先回来落座后，众同窗才发现他双眼发红。愣了许久，他才说：“太惨了，太惨了！”原来有个死囚之妻，抱着嗷嗷大哭的奶娃与丈夫作生死之别，晕倒在乱坟岗。他说着说着，大颗泪滴就往下掉。
同窗好友们都说，稼先的性格极其善良、腼腆，用一个“纯”字可以概括无余。如今，正是这样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在统领着中国的“两弹”研制。
美国外交官曾不无得意地说，原子弹为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制造了很好的音响效果。如今，此话很适合于中国——中国，在一声巨响的伴奏中走向了本该属于她的大国的地位。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杨振宁已经听见了“中国的音响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杨振宁真想回中国去看看。毕竟，离别故土已二十多年了！
二、故土的背影
云南！彩云下面，那片神奇的红土地就是云南。飞机越过中缅边界，飞翔在中国云南省的上空。杨振宁的双眼已紧贴舷窗，充满渴望。
从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整整七年，杨振宁是在云南度过的。
正值苍翠欲滴的盛夏，彩云下面的昆明西山睡美人，应在花香鸟语中沉睡。多么安静呵。
记忆中的云南，没有安静的日子。
抗战爆发，父亲杨武之教授率全家从北京清华园南迁合肥老家。刚住下，日寇攻占了南京，比屠城的消息飞得更快的是日寇的炸弹。一家人，又匆忙从巢湖边的桃溪镇出发，经六安、宿松颠簸到湖北省的武穴，才搭上去汉口的船。最让人担心的是不满半岁的小弟弟振复啼哭不已。一路上听人说，小鬼子的飞机非常凶狠，常常袭击江上的船只，有人怕娃娃的啼哭声引来狂轰滥炸，为保全全船人的性命，不得不亲手弄死襁褓中的婴儿——这些传闻使15岁的杨振宁脊背发凉。他暗暗祈求：小弟，别哭！船，快快开到汉口吧！
隆冬时节的汉口，雨雪纷纷。伤兵、难民、乞丐挤满车站和码头，痛苦的呻吟声和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全家挤上火车再南下广州，经香港、海防、河内，绕了5000公里的大圈子，最后抵达昆明，来到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凄厉的警报声和炸弹的尖啸声一路伴行。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但中国的天空早已经完全被日本人占领。膏药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疯狂地在祖国母亲身上烙下血淋淋的伤口。
是1940年秋天吧，一封来自合肥老家的信，历时半年，辗转送到父亲手中，让父亲读得老泪纵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吟着杜甫的诗，感叹道：国难当头，我们一家七口人，总算平平安安在一起。真是万幸，万幸哪！
没想到，收到家书的第二天，日寇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将租用的住房炸成一片瓦砾。被烧焦的衣物被褥冒着浓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母亲在断壁残垣间，用小棍扒来扒去，希望能找到什么，结果是绝望——自举家南迁以来，没有给五个儿女缝过一件新衣裳，全凭一把剪刀和千针万线，把大孩子的旧衣裳改成小孩子的衣裳，凑凑合合能穿上身，遮风避寒。眼看寒冬将至，衣物被褥全烧光了，一家人怎么过？
在云南，留下太多太多关于挨轰炸的记忆。
上课时间是上午十点之前，十点之后警报声就响起来。
西南联大的铁皮顶房子在日寇的机翼下震颤。没有窗玻璃的铁皮房，下雨时叮叮当当，天晴时燠热难捱，地面坑坑洼洼，一刮风讲稿试卷满屋乱飞。就在这样简陋的教室里，在警报声中，杨振宁出色地完成了四年大学、两年硕士的学业。
生活极清苦。一日三餐，基本无菜，米饭中多砂，难以下咽。二十张上下铺把寝室挤得爆满。让所有的学生最感到头痛的是白天跑警报，晚上遭臭虫叮咬。如果那些吸血虫善于炫耀的话，它们可以说它们品尝过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黄昆、钟开莱、廖山涛、王浩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中华科学精英的血。
生活虽然清苦，知识的养分却是相当充足的。
一年级，授普通物理学的是赵忠尧；二年级，由周培源教力学，吴有训教电磁学；以后，由张文裕教原子核物理学。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他完成了学士和硕士论文。一年级必修国文课，教杨振宁国文课的老师是著名诗人、作家朱自清、闻一多，语言学家王力、罗常培。特殊的年代，西南联大成为拥有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兼教育家的群体。
王竹溪教的是量子力学——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伟大成果，被他提要钩玄，条分缕析，讲得明明白白。后来，杨振宁赴美在泰勒门下读博士。泰勒的风格是海阔天空，讲量子力学时常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他一旦发现杨振宁皱眉或摇头时，便知道自己把话扯远了或“走火了”。
1944年夏天，杨振宁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当全家人在欢呼时，只有母亲悄然坐在一旁织毛衣。她说，我早就料到我的大儿肯定考得上。你们看，这件毛背心就是给他织的。
1945年8月28日，父亲独自一人送杨振宁。先乘黄包车到拓东路，然后换乘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上车后还能看见父亲在车下挥手，不一会儿，父亲便被送别的人挤到远处去了。车上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气和飞行路线上去了，等了一个多小时，车还没有开。突然，有人拍拍杨振宁的肩膀，让他看窗外，他一看，愣住了——父亲还在那里等！
穿着灰长衫的父亲，在那一瞬间，刚转过身去，脸背向汽车，肩在抽搐着，分明在抹泪水。6岁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转眼17年过去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瘦弱、苍老？才49岁呀，父亲，你的后背就有些微驼，头发也已花白，全然不像49岁的人哪，父亲！“七七事变”之后，一家人从北平逃到合肥老家，由于清华南迁长沙，你一人在长沙教书，日夜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母亲刚生下小弟弟，又是小脚，拖着五个小孩怎么跑警报？学生们说你一夜急白了头，我知道，那白发，是为家难、国难而生的呵！
杨振宁大喊着“爸爸——”，热泪喷涌而出。汽车开动了，父亲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从1945年到1971年，26年过去了，多少次想起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父亲的背影多少次重现在梦中？
热腾腾的故土，亲人们朋友们熟悉的身影，正扑面而来。
三、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色古香的仿膳设宴招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直到邓稼先死后，杨振宁才知道，他无意中帮了老朋友多大的忙。
在北京，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记得，搞核工业的二机部和研制核武器的九院一共数万职工，分成两大派，杀得天昏地暗。大混乱，从北京乱到遥远的实验基地。那里是缺氧的高原，缺水的荒漠，缺暖意的“工号”，缺阳光的地窝子，惟独不缺少动乱的病毒和高烧的狂人。邓稼先不顾处境艰险，曾走到杀红了眼的两派中间，两眼含着热泪去劝说：“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以大局为重，马上上班——我们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氢弹。”在杨振宁来华之前，基地已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正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邓稼先得总理电召回京会客，周总理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基地的真实情况。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终于结束。
稼先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纯真。他夹了一块烧排骨给杨振宁：“在美国，我老觉得吃不饱——每次吃牛排，你总把大的一份让给我。”
“那是我的胃口不如你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