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巨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体力强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来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儿。
几经病危，神奇地坚持完长征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代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负担，经常硬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他就坚持在警卫员搀扶下走了过来。一次他自己起来活动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到贵州时蛔虫还从伤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脓败血症发高烧。他几经病危，又都被抢救过来，但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是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由于陕北苏区没有根治条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感到惊讶和敬佩。
用俄语训斥闹事的李德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制定了长征途中遵守纪律的要求，并严格监督执行。
遵义会议后，已基本无事可做的洋顾问李德被安排随红一军团行动，他不服气，经常借故发脾气。一次到达宿营地后，李德就在房东家杀鸡吃并喝酒，前来检查纪律的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对这种违纪现象进行了批评。李德见一个小个子的女红军敢来批评自己，暴跳如雷地骂起人来，争吵中竟然对房顶放了两枪。王稼祥得知后，马上赶到现场，用俄语把李德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个洋顾问一声不吭，从此不敢再借故闹事。
王稼祥到苏联治伤时，又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特别着重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转危为安的过程。这对于争取苏联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共新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王稼祥接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秋天他经新疆回延安，出发前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嘱托，要求全党拥护毛泽东为领袖，王明不要再争了。回到延安后，王稼祥马上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后来形容六届六中全会是第二个遵义会议。
【点评】意志顽强作用关键
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年轻时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到外国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等完全不同。他立足于本国特色进行探索，在关键时刻，能提出真知灼见。
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一生为人耿直，真诚地拥护毛泽东。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伤痛完成长征并在途中坚持工作的事迹，更成为革命者的光辉榜样。
第六章 老成持重（1）
——“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长征之谜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两个月，在湘赣苏区独当一面的任弼时便率领红六军团作为“探路”部队，先行向湘西进发。这一行动，其实是长征的最早起程。
两年多以后，任弼时又作为二方面军的领导核心，率部最后到达陕甘宁，从而结束了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中，任弼时、贺龙所率的部队是征途中减员比例最小的。
消除恩怨，红二、六军团人数翻一倍
红军是在被敌人分割的各个根据地中进行活动的，这一特定条件，使得红军中不可免避地出现了各个“山头”，复杂的党内斗争又造成了诸多矛盾。任弼时处理问题公正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誉为“党内的老妈妈”。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许多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也得以伸冤。在红军长征期间，任弼时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时期，任弼时年纪不大，资格很老。他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并赴苏联留过学，又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任弼时只有17岁，便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刘少奇等一同到苏俄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后，他长期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3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主持工作。1934年夏，中共中央电令他率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此时任弼时虽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却义无反顾地从井冈山下的永新起程，离开原有根据地，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一起，率部经过两个月转战，到达黔东与贺龙会合，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布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此时，二军团内正因过去的错误肃反造成严重混乱，不少干部战士对原来的政治领导人表示愤慨。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将民愤很大的夏曦调到六军团，自己去二军团兼任政委，同时要求大家不计旧怨、团结对敌。此后，两个军团统一指挥作战，发起湘西攻势，牵制了湖南敌军主力，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在一年间两军团兵力由8000余人发展到17万人。
耐心周旋，促成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退到川康边区之后，任弼时感到自己这支江南仅剩的主力红军孤悬湘西，非常不利。他与贺龙等领导人商议后，在国民党即将以重兵进行新“围剿”之前，于1935年11月主动进行长征，开辟新根据地。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西部开辟了一片根据地。这时朱德、张国焘来电希望他们能向四方面军靠拢，同时又要任弼时等视情况决定。任弼时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北方，于是放弃黔西，于7月间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任弼时得知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马上表示反对，并进行耐心说服，加上朱德等人的努力，最终成立了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同时，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1938年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任弼时任政委，二方面军成立后又联合四方面军一同北上。
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因在各支红军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中央委任为前敌指挥部政委，同总指挥彭德怀一起指挥全军作战。任弼时不仅促成了红二、六两军团的联合，也努力促成了三个方面军的会合。
巧妙运筹，说服军阀为红军让路
长征是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毛泽东后来称赞红二方面军长征减员少“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这也是对任弼时、贺龙的高度评价。在长征路上，任弼时是红二、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者，他同贺龙一起巧妙运筹，利用敌军的矛盾避实击虚，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部队的实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利用蒋系和湘系军阀的矛盾，挺进湘中后再折向贵州。当时蒋介石利用追击中央红军之机派兵进入云贵川，吞并地方势力，西南军阀同南京政府的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了“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的情况。任弼时利用这一点，在进占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后，对当地的政府专员莫雄及周围的各派势力展开统战工作。他还动员担任过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当地知名人士周素园向云南军首领龙云、孙渡写信，说明蒋介石让其拦阻红军并派中央军尾随，是想造成两败俱伤，最后乘机谋滇。
经过陈说利害，云南军果然按兵不动，红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较长时间休整，并招收了5000名新兵补充部队。57岁的周素园受红军精神感召，还一直跟随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期间才返回原籍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又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政策严明，顺利通过千里藏区
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藏民区后，任弼时又特别强调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着重对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强调对少数民族必须讲政策，讲团结，不能蛮干。他同贺龙专门了解了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军队进入藏区必须注意的事项，接着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由于各部队对此认真执行，因而顺利地经过了千里藏区。
长征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