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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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报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报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第67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样给刘杰汇报以后，通过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朱光亚当时比较年轻，原子能研究院不愿意放，我听李觉他们议论，可以到九院工作，但是关系先不要转，原子能所方面的工作朱光亚还兼顾一点。按照方案，一家工作三天。为了有连续性，星期一早晨我们派车，把朱光亚接到院里来工作，星期三晚上送回去。朱先生来了以后也是白天黑夜地干，星期三根本回不去，有时候星期五回去，有时候星期六回去，原子能所一看，干脆关系也转过去算了。朱先生刚来的时候，郭英会叫我给他安排好生活，郭英会交代说，你就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吴际霖把我叫过去，说新到一个领导同志，副所长朱光亚，我说我都安排好了。九院有个好传统，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跟大专家争论。那时候经常要讨论问题，天天谈到很晚，有时太晚了，我还得催。每天是朱先生先睡下以后我才能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他起来以后我才能起来。他的习惯是睡得很晚，起得也相对晚一点儿，我过去的习惯是早起早睡，现在我只好服从朱先生的生活节奏了。有段时间跟朱先生住在一块儿，因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我给他把洗脸水弄好以后就睡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说过话。后来因为北京经常刮风，有两天我没有擦桌子，朱先生说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土啊？因为朱先生很爱干净。我就解释了一下，说这两天比较忙。他很和气很婉转地说，擦这个桌子的时间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后来经常要擦一到两遍。冬天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一件志愿军的棉服，我就问，朱先生你是不是到朝鲜参加过志愿军？他就给我讲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主要负责秘书处的英文翻译。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必须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30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16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7月27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铀浓缩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
　　但是，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他们也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从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很遗憾，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大家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第68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带来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完整地完成了设计，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谈判时说过，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公然毁约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同志汇报，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摇头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你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第69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