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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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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1)

  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疆乌斯曼武装集团还非常活跃,曾经冲击过地质部的普查队,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质员抢走了。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说,你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线路的放射性情况,是国家秘密,不能丢,丢了就是严重泄密。另外,这个仪器要是碰上特殊情况,你要把它砸烂。因为当时美苏都想垄断核武器,包括垄断核资源与核技术。现在苏联援助中国,铀矿普查技术基本上是无私帮助,有什么说什么,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仪器设备可以提供,但不能丢失,不能被别人弄去了。

  第29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2)

  刚开始因为不懂,所以一点一滴都完全照着苏联专家说的去做,有时不免过于死板。找矿员沿指定路线检查时,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沟,再深也得下去,从这沟壑里通过再爬上去。所以,看起来三四公里的距离,对于体力的耗费却非常大。有时碰到沟太深了,没有办法,天山里面的深沟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矿员便只好在悬崖上平着走,保持原先方向不变,而这个悬崖上的道都是黄羊走的道。曾卓荣曾经亲自走过线,沿着线走的时候往下一看,头直犯晕,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头,只有在山坡中间沿黄羊道冲着那个测点走。光那么战战兢兢走还不行,必须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是否有异常,其艰险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后,人人精疲力竭,还得小结汇报,看今天有何情况,有无保密问题,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一位找矿员在野外不小心把笔记本给弄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马上就惊动了全队。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平时老提起前面所说的那两条规定,不论谁都不许出丝毫的差错。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谁都顾不上休息了,赶紧连夜组织人员,拿着手电筒,回到走过的线路上去找笔记本。因为人少了不行,便连后勤干部和炊事员都出动,最后还是沿着白天那条线路,把笔记本找了回来。尽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点钟才返回来,没睡好觉,但却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丢笔记本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轮流值班。曾卓荣说,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尔莎,还有若拉和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加我们一二十人,这个小队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上,从这里看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打手电筒的,以为是来对我们搞侦察的,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哨兵就开了一枪。那个人慌忙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赶忙把轻重武器都布置好,并把四个专家给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在军事上有一些经验,对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还迅速把资料、文件装了箱,同时派出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出去的人喊话,最后回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
  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野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路线一定下来,就要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找矿员这一跑,回来就不容易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点,往回走呢,把仪器关掉,还要顺着原路往回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

  第30节:第八章 我们被“包围”了(3)

  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又很快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更细的研究勘探。这里连平地都有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活动困难,人就住在帐篷里。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在新疆的专家有一百多人。曾卓荣说,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从1955年到1956年这第一个阶段叫中苏合营,两家合伙干,找到矿以后呢,给他提供矿石,他给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1956年到1960年这一段,是我们为主,他是顾问,继续帮助我们找,所以对中苏双方来说,等于给自己干一样,热情非常高。专家来华也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总的来讲苏联专家的表现都很不错。他们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时遇到困难和危险,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上昆仑山,先坐汽车,接着再骑马,到昆仑山的脚下要走两天。我们骑的马,后面放行李,人腿叉开,踩不到镫子,骑一天下来,下了马就动不得了,只能就地在那里卧倒。有一次,我们发现库尔勒的一个点上有铀矿化现象,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我和翻译、保卫,再加上嘎斯63车的司机一共是12个人。本来照我们意思是要走保险的那个路,过去我们小队的车,常来往的。可是我们这个专家头头坚持要走直道,说那条路线太远,三百多公里要走一天。我从图上一看,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接合部,原来曾经标过有这么一条路,可是并没有把握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天的干粮,一大桶油就出发了。这一走,进入接合部的时候,发现流水冲得那个沟像搓板一样,汽车在搓板上开不动,一小时才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苏联专家爱冒险,还是要往前走,他就不听你的,结果走到天黑了,只走出六十多公里,还有百八十公里呢,怎么办?没有帐篷,干粮已经吃完了,只能呆在一个小河沟子旁边熬夜,好在一米多深两米多宽的河沟里有鱼,我用手电一照,鱼都来了,一下子弄上几十条来,用火烤着,吃得还蛮香。
  第二天继续走。
  下午,油烧完了,我们顿时陷入了绝境。苏联专家出来时带了双筒猎枪,绝望之中,就把在乌鲁木齐买的新礼帽丢到空中开枪打,叭,把皮夹克也扔起来用枪打。曾卓荣说,我们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啊,所以我跟警卫和司机商量,让警卫自己带着枪,告诉他地形图,叫他沿着这个方向爬过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们驻地。我说,你爬也要爬到。他走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呆着了。最后我试着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老百姓,正好有两户人家,从那里买了一些鸡蛋回来,新疆那时候鸡蛋很便宜的,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我买了两块钱的鸡蛋,煮熟了蘸盐巴吃。苏联专家平常吃一个就够了,那天有吃四个的,有吃五个的。我们年轻,吃得更多,我就吃了二十来个,吃了以后还得等啊。
  凌晨大约四点多钟,警卫员好不容易跑到驻地,连夜把车开了出来。救援车还带来了馒头和汽油,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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