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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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愚一代名臣：原来曾国藩
作者：张研
引子评说
引子评说曾国藩（1）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说不完，道不尽……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
曾国藩出身农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举人，十八年高中进士，年仅二十八岁。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八年连升六品十二级。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广识京师有道之人，治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曾国藩屡向清廷冒死献策。二年，曾国藩典试江西途中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国藩所办湘军初具规模，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力量不断壮大，渐成对抗太平天国主力。“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成为当时汉人权位最重者。因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有功，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得封云骑尉世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死后，清廷颁发上谕：“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我们从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见清廷官方对曾氏的总结与评价：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继光）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净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李鸿章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尤其对这位同僚意志之坚毅、为人之谨慎赞赏有加，认为：“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何璟也对这位前任由衷敬佩，认为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唐代名将郭子仪。
曾国藩幕僚、早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如上可见，曾国藩确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得到大多时人的赞誉。然至清末，特别是随着反清革命的不断深入，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脍炙人口的反满宣传手册《猛回头》和《警世钟》里分别对曾国藩作出评说：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并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认为曾国藩可恨。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黄兴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宋教仁称：“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护国运动主将、云南都督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又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更是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因此他始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学家萧一山首著《曾国藩传》，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
“国藩始终认为，政治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会，亦必须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业，胥本此原则而行。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最后则用公诚道义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考察了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庆以后，康、乾时全盘之光辉尽湮，其势力已自造极之巅逐渐下降。而道光朝一经鸦片战争，清廷之朽弱无能毕露。洪、杨革命乃乘之而起。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国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轩茂之文章，取服一时，而成其事业，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国，致同治之中兴。虽苟延残喘，然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伟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也。
“要之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
建国初年，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史家评价为“刽子手”。其论诸如：
“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吗？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冯友兰近年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斗争赋予新的涵义，指出太平天国本质上是一场宗教革命。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于前述“刽子手”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说还是进步的。”
台湾、香港学者大多对曾国藩评价较高，认为其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同炳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