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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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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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为实施前此在瓦窑堡会议决定的1936年第一步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第15军团先期北上，开往甘谷驿与延长之间的张家渠。次日，第1军团在甘泉以东之临真镇也举行抗日讨贼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军亦遵命北移延长地区。至此，彭德怀也必须带领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军司令部向北移动。29日彭德怀抵达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其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
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往往围寨而居，攻取不易，这更是红军作战之大忌。因此，要解决红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的角度考虑，这时最可取的就是向东去山西这条路。一来山西为地方军阀所把守，好打；二来山西物质条件较好，红军可以很快地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补充；三来山西既靠近绥远，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河北平津地区，不仅便于转进绥远，接通外蒙、苏联，而且在政治上更师出有名。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复电彭德怀，坚持东征作战计划。电报称，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甲、 向北是没有出路的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则粮食亦无办法；乙、 张学良如有同我们联合解决陕境内蒋介石部队的决心，并愿划渭水以北地区给我们，则我们自可不过黄河，而以对蒋作战为目标，但此可能我们认为很少的；丙、 除此则只有取得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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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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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前此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方针表示不同意见的，已不仅仅是彭德怀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和陕西地方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人这时也开始持怀疑态度。最先主张打通国际路线的张闻天这时明确认为：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改善红军之技术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举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则可能适得其反。“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之，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曾经力主应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周恩来等，这时固然不同意将“打通苏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强调“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着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但他们也认为：就目前阶段而言，“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李德这时的态度更明确。他直接上书中共中央，认为在现有力量对比情况下，进一步向山西挺进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而把靠近外蒙、同苏联联系当做主要战略目标，就更是错误，因此“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由于党内、军内有这样多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1月31日于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没有能够说服与会者支持原定向绥远转进的第三步计划。当然，与会者同意不改变原定之第二步计划，即继续实行东征，以便解决兵源、粮食不足的困难，同时扩大苏区到更好些的地境。但与会者强调1936年的军事方针仅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全部作战着重于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与会者明确认为应当抓紧一切可能，迅速与对苏区南线威胁最大的东北军达成协议。彭德怀据此于2月3日及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
在张学良尚未回陕的情况下，王以哲除转电张学良外，无法具体答复彭德怀的电报。2月9日，张学良电告王以哲因事耽搁，不能立即返回，王以哲才复电彭德怀加以说明。15日，张学良终于返回了西安。而这次张学良恰好遇到了持有南京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受命接通国共两党中央关系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领导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济难会工作。后专门联络租界巡捕房，负责“警报”工作。此时受宋庆龄之托，持孔祥熙财政部发给的公函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从董健吾的口中，他得知南京方面其实也在秘密联络中共，力图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件事对张学良产生了不小的刺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董健吾持财政部公函要求赴陕北苏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张随后即飞南京，亦经蒋证实董健吾确负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十分明显，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方面既然可以与中共接触沟通，自己当然也可以如此做。张学良后来曾断言：正是这件事使其下决心与中共谋和，故认为“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事实上，这件事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策略，不如说是蒋介石的失着。因董健吾赴苏区转达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张学良看得如此重要，并牵动其心弦，其要害之处在于董健吾使命的弦外之音。既然蒋介石也要秘密谋求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自然没有必要为剿共而卖命。这不可避免地使张学良感到，其与共产党谋求妥协于情于理都无可非议。
基于这种情况，张学良自然对与中共秘密商谈更加重视。还在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际，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同时，双方正式建立起电台联络，只是为保密起见，双方约定了各自主要联络人物的通电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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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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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彭德怀得到高福源来电，立即通知仍在陕北的周恩来命李克农速去洛川。
因此次谈判需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关系问题，对两天后即将举行的东征山西作战意义重大。为争取最佳结果，毛泽东和彭德怀于次日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明确要求张学良以华北事变为鉴，认清蒋介石卖国嘴脸，切不可心存幻想，与虎谋皮。其电称：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则他胜幸甚。但对于蒋贼之阴谋暗算；切实严防。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
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真的以为可以轻易劝说张学良赞成“抗日反蒋”。故虽去电加以劝告，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他们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如下：
（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
（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
（四）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问题付之，全国人民公决，而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做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之政府为度的初步讨论。
（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
（七） 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相当实际。这就是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的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此，谈判目的，并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仅仅是“求得互不侵犯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