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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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市不保时能够首先让东北军进占，以便东北军可以借此来向南京表功，显示东北军并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红军方面，既然已经估计到瓦窑堡必失无疑，把它交给东北军而不是交给汤恩伯，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应了王以哲的这一要求。负责瓦窑堡防务的周恩来虽寄希望于汤恩伯部不会倾巢而来，这时也不能不做相应准备，明确通知东北军不要远撤，以便必要时能让东北军而不是让汤恩伯进占瓦窑堡。双方并且约定，一旦两军靠近时，应各自向天放枪，以资掩饰。至于东北军进入瓦市时间，则视红军东线情形具体商定。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发现汤恩伯部仅派两团兵力西进，中共方面当天动员全部瓦市兵力“决心抗阻之”。故电告王以哲：“兄部是否须要进入瓦市，俟弟与张先生见面时再定。十日内兄部在蟠龙、肤施间集结修路筹粮为便。”而当天王以哲因已得到周恩来前报，即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已占领瓦窑堡。结果，东北方向从山西西渡而来的中央军汤恩伯两团虽小心翼翼，进展缓慢，而位于瓦窑堡以北最近的石湾镇守军高双成第86师所属炮兵第2营和步兵营两个营却得到消息，在一个叫张云衢的营长的率领下，倾巢而出，打算乘机截击从瓦窑堡撤退出来的中共机关，拣些便宜。当这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进到瓦窑堡附近时，得知瓦窑堡并不在东北军手里，防守瓦窑堡的红军主力又在东北方向设防抗击中央军，城内十分空虚，故当即打入城内，致使这个“红都”转瞬间不明不白地落到了高双成部队的手中。参见李海文整理《访问严民同志记录》。另高双成是继井岳秀死后接任第86师师长的。
等周恩来急调第29、第30两军及警卫营星夜回援之后，张部已经据城固守，红军因攻城乏术，只好转而围城，再请东北军刘翰东师以救援为名于23日开入瓦市。可是，在刘翰东想要占领瓦窑堡以向南京“表功”之际，未让其进占，如今再让刘翰东从高双成部队手中接防，其作用显然大不相同。尽管李克农这时去信建议刘不妨“夸大解张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而刘翰东却对红军此举极端不满。其函称：“敝军虽入瓦市，以张云衢得机先的关系，于政治上毫无号召价值。关于此点，不能不谓贵方之失信！！！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吾兄函谓：‘贵军此次入瓦，应夸解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弟以为不夸尚佳，夸则实彰其丑而坚其不信！此事乃贵我两方最大之损失也！！！”红军与东北军两方关系此时之复杂与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瓦窑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红军和东北军两军联合之事在东北军内部上下之间太不通气，不仅许多高级干部不明就里，而且与红军保持密切联络的王以哲等高层将领，也对两军联合之前途及意义缺乏深刻了解，因此只能更多地为东北军自身的利益着想，两方人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盟友关系，思想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对红军的严重困难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在东北军上层，这时也仍不乏愿意贯彻南京旨意之人。这使得联合改造东北军之事，远不像中共中央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张学良地位之关键也因而更加凸显。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强调“兄我两方关系似应详告兄部各师长及团长中之优秀者，以厚团结，以便联络”，一面急盼张学良能速回西安，从而“速定西北发动大计及其具体步骤”，担心久无联络，“是否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多次电召刘鼎回陕北苏区开会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内完成发动准备的重要问题，并请王以哲一并来安塞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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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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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却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张学良6月10日离开西安，先去兰州为邓发办前往新疆之各种手续，又于11日转去南京，至20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后的第三天，即22日，他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讲演，开始实践他关于训练“佣人”的诺言。他在讲演中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其意无疑是激励他的军官们内心深处的抗日热情，改变过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信条，要求他们以抗日求统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紧接着，张学良回到西安，再度与刘鼎密谈，询问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中央考虑和接纳。
关于张学良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情况，在1986年前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就已经被披露出来了。里面公布了一份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这份文件的中译本在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因此也为中国许多读者所知。只是许多年来一直相信关于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主张“逼蒋”、“联蒋”的众多读者还弄不清楚，张学良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只要了解到张学良自4月下旬即决心联共反蒋的事实，对于张学良一度提出入党要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平心而论，张学良的要求入党，其实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的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于他对中共的某种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罢了。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刘鼎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由于当时发电和译电的技术上的原因，译文上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可以读懂的内容大致是：第一，说明刘已收到中央关于要其立即回苏区汇报的电报，因连天阴雨，汽车不通，故暂不能返。第二，说明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榘和宋哲元暗中商量响应，韩并试图拉张学良入伙，张打算让刘鼎与韩复榘派来的代表接谈，刘因急于返回陕北已婉拒。第三，说明张学良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刘并要求中央为其准备发报员等。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即是“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一句。这里的“日”就是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中央通电时的代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
要证实这封电报的确凿性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在两天之后，即在目前保存在莫斯科的另一封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了这件事。而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所答复的，也正是这封电报。在落款时间注明为7月2日的这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专门汇报了这件事，明确认为可以允许张学良入党。电报说：
张在欧洲时，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便认为苏联记旧恨，无助他意。经我们解释，特别因我们在会议上，在军事行动上，在经济互助上，对他表示了诚意，他即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张自宁）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同时，该电对东北军的特殊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称：
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一个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且直到现在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嫉视。他已经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但仍保持东北军的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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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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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特别要求苏联方面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任，强调与东北军的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发动的援助，对即将付诸行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电报称：
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西南发动已二十余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经发出双方不得进行内战的宣言，但尚无军事行动。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共同举事。……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
“至迟八月应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现在已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时间，各种重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难怪中共中央这时要三番五次地急着找刘鼎前来安塞开会呢！7月1日，周恩来再度致电刘鼎，要其“即日动身由肤施到安塞相见”。当刘鼎同日来电表示准备后日动身时，毛泽东于2日竟又再电刘鼎，叮嘱他“务到安塞见面，有重要事开会讨论，千万勿误”。《毛泽东致刘鼎电》，1936年7月2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早早就前往安塞，等候了将近一周时间，可见其心情急迫和事情重要之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