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1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XXX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泽民和希钧才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革命的大本营———上海。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为大哥分忧,营救“小毛氏三兄弟”到上海
上海。
今夜星光灿烂。
印刷厂的机器在加班轰鸣着……
毛泽民送走了湖南老乡,却睡不着觉了。他的心海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个噩耗的消息———大嫂杨开慧被军阀何键杀害,足足使他大为吃惊。
另外,可恨的是军阀何键派去特务,假扮风水先生到韶山打探毛家祖坟。多次派兵闯入韶山冲要挖掉毛家的祖坟。韶山的父老乡亲利用滴水洞的山高林密的地理优势,深夜把毛家祖坟的墓碑取了下来,掩埋在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把坟茔填平,栽种花草,又在毛家祖坟的旁边修了几座假坟,以假乱真,毛家的祖坟才免遭一劫。
死者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他想起了大哥遗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多么可怜的孩子啊!没有爹妈的日子是怎么过啊?特别敌人是不会放过毛家的根的!于是有一种义务落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大哥知不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假如不知道那是更可悲的。
大哥现在哪里,泽民只听传言说是到了井冈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得而知。泽覃的情况也是若明若暗。说是去了南昌,跟了朱德的队伍。小妹泽建,只知留在了湖南衡阳。毛泽民思前想后,还是把思考点放在了三孩子的安全身上。
于是他决心找中央领导反映发生的有关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也很同情这件事,同意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安排在上海大同幼稚园。有了中央的支持,毛泽民便立即给杨老太太,也是杨开慧的母亲写了封长信,要她们想办法把三个孩子限时送到上海来,如时间晚了,就接不上头了。切记准时到达。
且说板仓的乡亲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掩埋好杨开慧后,都在盼望着同他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关进监狱的小岸英平安归来。有一天,小岸英终于回来了。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问出毛泽东下落的卑劣算盘落了空,于是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比较以后,敌人选择了后者。岸英回来后,杨家的门口,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像鹰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杨家的一举一动。
再说毛泽民的这封信由地下交通员转到湖南地下党,几经周折转到了杨老太太的手里。其实杨老太太早已心急如焚,自从女儿杨开慧牺牲后,她就预感到三个孩子的不祥,每天都是东躲西藏。她曾托人与毛泽东联系,一直也没有信息。这次接到毛泽民的信,她如得了救命菩萨。为了完成这个必须万无一失的艰难任务,把孩子送到党的怀抱,杨老太太一家人商量了一通宵。杨老太太还是不放心,表示要亲自护送。最后在大家的说合下,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年轻力壮的舅妈李崇德身上。
动身的头一天傍晚,舅妈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跪下来,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舅妈对他们讲了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舅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这血海深仇啊,你们要继承妈妈的遗志,长大了为妈妈报仇。舅妈又嘱咐他们:一路上不要叫我舅妈了,要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孩子们问:那我们叫你什么呢?舅妈说:你们就叫我妈妈好了。那时岸英和岸青已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乡亲们早就这样称呼他们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4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走出板仓冲以后,预先约好护送的缪佩秋同志已经推着土车在路旁等候着了。三个孩子立即坐上他的车子。舅妈跟在车后,迈着急速的步伐,日头一竿儿高的时候,来到了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他们告别了缪佩秋同志,很快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车到汉口以后,舅妈通过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舱。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直往船舱里灌,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和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也一直钻在舅妈的怀里,不哭不闹。
经过几天的漂泊,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了陌生的上海。
上岸以后,舅妈领着孩子们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找到了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舅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上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舅妈迅速地把泽民同志给的那信的封套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里面出来了一个学徒模样的女青年,她向来者打量了一下,就把他们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钧来了。当时三个孩子正在屋里学打仗,一个上了窗子,一个在床上,一个钻进了床下。舅妈说:“别玩了,你叔叔和婶婶来了,快叫叔叔和婶婶!”
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岸英拉着毛泽民的手,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岸青、岸龙还不大懂事,婶婶把他们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不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舅妈看到这一幕也禁不住地直擦眼泪。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毛泽民以一种克制的声音,无限深情地说:“好孩子,不要哭,坚强些,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正在为你妈妈报仇呢!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叔叔婶婶一定送你们去,为妈妈报仇,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
岸英擦擦眼泪不哭了,又说:“我要当红军去打仗”。
毛泽民又讲了只有先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了才能当红军打仗的道理。还说:“你爸爸已托人带了信来,要你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
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过了几天,他和钱希钧来旅馆接三个孩子,当他们说要把三个孩子送去离此不远的大同幼稚园的时候,三个孩子围着舅妈哭喊:“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这哭声使舅妈的心有如刀绞一般。舅妈在上海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决定要回湖南去。走之前,舅妈又去那所幼稚园看望了孩子。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在一个刮风的下午。毛泽民夫妇紧紧握着李崇德的手,说:“你回去还要准备吃苦,但是要记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31年4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了党,因为他掌握着中央各机关和一些领导同志的住址和联络信号等。党通知毛泽民夫妇马上隐蔽并及时转移到香港去工作。临行前,毛泽民夫妇很想见见孩子,但当时地下工作纪律非常严格,大同幼稚园也很秘密,对外是有合法身份的,不许他们去幼稚园看望孩子,也不准告诉孩子的父母是谁。但还是通过交通员联系约定了时间,把三个孩子带到了法国公园见面。
三个孩子见到毛泽民夫妇很高兴,老远就喊叔叔、婶婶。毛泽民夫妇把他们搂在怀里,告诉他们,叔叔婶婶要出远门,很长时间才回来,不能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搞好团结。岸英大些,要照顾好弟弟。分别前,岸英突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要叔叔转给爸爸。毛泽民说,以前的信不好转,这次一定要找人把信转给你爸爸。
①钱希钧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
②沈玉山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第十一章 井冈之路毛泽东被捕
词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出自《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所填,它热情豪迈地描述了当年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和秋收起义的文物一起永存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且说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他先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约5000人,由部分北伐军部队和工农自卫队组成。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分任团长。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起义计划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时间敲定,争分夺秒。接着,毛泽东亲自去铜鼓,准备如期指挥第三团起义。
会后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