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联邦调查局女特工-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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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亲自到位于洛杉矶大街的联邦大楼去，同检察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
论，手里攥着一纸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签署一份授权令和搜查令的文书离
开，这使我能够直接进入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办公室，明显地是为了联
邦政府的利益，而搜取需要的证据。
二十四小时以后，六名强壮的联邦执法员穿着明亮的桔红色的作战马甲
在医生的办公室出现，好像它现在已是东洛杉矶最出名的房子了。伴随而来
的是一大群报道员、摄影师和手拿小型照相机从本地或全国各地新闻机构赶
来的记者，他们显然得到了我们的新闻联络部有意透露出去的消息。
我要求把这一切都录在录相磁带上。在他的护士告诉他有某些不愉快的
事情将要发生后，我被领到了被告，刚刚来到接待室的阮德尔·依贝哈特面
前。
“早上好。我是FBI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我们有没收你的办公室
的授权令。”
医生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认识你吗？我是否曾经见过你，作为一个病人？”
“有可能。我可以进去吗？”
“不，你不能进去。”
“我有授权令，先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这些办公室里的所有东西现在都是美国政府的财产。”
搜查和逮捕通常就是那些坏家伙们的终点线了，因为意味着你已经收集
到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们提请起诉了。他们不喜欢它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拿
走他们的玩物，虽然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也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他们会咆哮
会怒吼会抗拒，甚至会拔出枪来，有的则试图跳逃，或垮掉或哭闹，但是你
一定很少看到一个目标像这天早晨的依贝哈特大夫这样，始终保持着他的高
贵举止。
“这就是在新闻报道中简娜·玛森对我的那些蛮横指控的结果吗？”
“我不能讨论一件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案。”
“我想知道，”他平静地说，“只是我自己对这起荒唐事件的个人感受。”
“也许你应该打电话找你的律师。”
“也许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卷入新闻媒介圈的中心过。”他拾起电话，
但是还没有拨号就又压下，因为这时他看见执法员正要冲进诊察室里。
“等一会儿，我有病人要回来。”
但是我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就像是一位正带领士兵们发起冲锋的指挥
官。依贝哈特大夫出于自重给我让出了门廊，他也总算认识到了，这些面目
各异的暴徒真的是要侵占他的世界了，医学的世界，就像纳粹暴徒冲进波兰
伟大的图书馆一样，并把它们烧成白地，一千年的理性化为灰烬。当依贝哈
特大夫开始懂得理智并不能保护他和他的领地的时候，恐惧便上升了；他的
一生花在了研究骨头的精致逻辑上，但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行为就足
以将它完全抹去。
“在后面有一个上锁的橱柜。”我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进了观察室，在这里，我曾经伪装成一个病人，现在它
被联邦执法人员塞满了，依贝哈特穿着白色的医褂，还有两个惊慌失措的护
士。
“可以把钥匙给我们吗？”
他点点头，一个护士上前来把钥匙递给我，屋子里的空气闭塞闷热，让
人难以呼吸，我向那把锁走去，它就像是我自己的一出戏剧外面的旁观者，
我希望待会儿我被证明是错的，虽然这样我便失去了在调查局里的所有的信
任，而简娜·玛森将被宣称为胜者，在那些搁板上将塞满了麻醉剂——并不
是因为我想看到依贝哈特受罪，但是至少所有这些东西的毁灭将是为了一个
原因。
“为什么你要将这个橱柜上锁呢，先生？”
“我经常要给一些脊椎有病的孩子治疗，”阮德尔·依贝哈特舔着嘴唇，
好像它们突然间变得干燥起来，“你知道，淘气的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是感兴
趣的。”
橱门被拉开的时候，屋子里的沉默让人有种紧张不安的预感。但是在橱
柜里面，竟全是收集的小玩具熊。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我的。过去我都把它们摆放出来，但后来它们就开
始逐渐减少了。我担心一些孩子会感到伤心，因为当他下一次再来到这里时
自己特别爱的熊不在这里了。”
在众人面前，我必须对这些玩具作一番检查，要足够的严肃，好像我真
能从里边发现什么证物一样。但独自在心里却悄悄在想，我应该在门上一头
撞死算了。一定有上百种小巧精致的形象，它们是由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材料
制成——瓷土、印花布、金属、丝绒，甚至还有用粉红色的棉球自己做的玻
璃眼睛会动的玩具熊。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橱柜内部，看看是否能发现暗格，似乎我已经牢牢地
掌握了这里的局势。然后我站起来：“我们开始吧。”
当执法员们捆扎起医学设备和医疗记录扔进纸板箱里时，依贝哈特大夫
挤出人群朝门厅走去，那边正传来“砰砰”的敲击声。
他打开前门，吃惊地发现一名锁匠正在准备换门锁，另一个家伙则在往
门上钉告示牌，上面写着：“国家执法财产。”然后，突然地，在他面前出
现了一片照相机的海洋，提问一股脑的迸发出来，都是些关于简娜·玛森的
控诉，从这些办公室里配发出去的违禁物，还有惊人的事情是何时发生的等
等。
他被弄得晕头转向，脸色铁青。
“我真的没有这样做过。”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睁得更大。
我满怀同情地抓住他的胳膊，护着他离开，我记起他曾经也把这样一只
怜悯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把他领到接待室安静的角落里，他颓然倒在桃红
和灰白相间的长椅上，带着被深深地污辱过后的游离的神情，这时要逃脱羞
辱和折磨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封闭起来。还有一种悲观绝望的神
情，那是我在被强暴过后的女人脸上曾经看到的。
第四部四条路
（十九）
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
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利亚实玛鲁银行。从60 年代以来，它一定已
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
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
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
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闸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
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吋厚沉重铁门
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
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
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
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
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
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
打开了638 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
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
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
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
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
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
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 1962 年9 月12 日的《圣莫
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
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
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
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
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
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
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
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
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
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
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气蓬勃。你能看得见别
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种”的比赛时被盗，圣莫
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蕾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
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
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忏悔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
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
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
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
里面还有一套1960 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 美元，是给我留下的。
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
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
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 1955 年
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
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 年家
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
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
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
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
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
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
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
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
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
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
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
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
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
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
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
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间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
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M 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
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
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
用麦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
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醚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
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
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