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疯狂-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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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哲宗皇帝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皇帝死了，没儿子，兄弟倒是有几个，谁来接任就成了个问题。宰相章惇要立简王，理由是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向太后却要立端王。说来说去，俩人就吵起来，章惇气呼呼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宰相顶不过太后。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端王赵佶继位做了皇帝，时年十九岁，庙号徽宗。章惇敢说皇帝“轻佻”，自然没好果子吃，最终被贬而死。可是他说端王不适合当皇帝，却不幸言中了。就连给他扣了一顶奸臣帽子的宋史，也不由感叹：若是当时有人肯听章惇一句话，大宋哪里还有后来那么多波折。
说起徽宗皇帝的为人，《水浒传》上有一段好评价：“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如此这般，可见宰相章惇的“轻佻”所言不虚。不过也能看出这年轻的天子倒也聪明博学，多才多艺。当年向太后坚持要立他，或许也是看上了这一点。可聪明人尽管来得琴棋书画，作赋吟诗，却未必当得好皇帝。后来有人把徽宗皇帝和他祖上仁宗作对比，仁宗皇帝百般不会，就是会做官家，徽宗皇帝倒是百般都会，可就是不会做官家。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章惇会说他“轻佻不可君天下”了，可这“轻佻”也不是凭空而来。在徽宗成为皇帝之前，还是端王的时候，给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驸马都尉王诜，王诜是神宗皇帝妹妹的驸马，也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和苏东坡、黄庭坚这样的书画大家都有很深的交往，那个有名的西园雅集，就是在他府上。他自己在绘画上的造诣也很高，传世的作品尚有《烟江叠嶂图》。端王本来在书画上就有天分，在这个姑父的影响下，自然更是精进不少。可此君不仅仅是个风雅之士，还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主儿。《水浒》里那“小王都太尉”说的就是他，从他推荐那“踢的一脚好气毬”的高俅给端王，就可想见此君是何等人物。正是斗鸡走狗，声色犬马，一个也不能少。按说他“尚”了公主，公主又是个极贤惠不妒嫉的，允许他左一房小老婆，右一房小老婆地讨在家里，也就该知足了，可他还往花街柳巷跑得欢。这倒也罢了，公主病重，他居然当着公主的面，就拉来一个小妾胡搞。神宗皇帝知道这事，心里那个气啊，可是由于宋代不杀大臣的传统，也不好把他怎样，只好贬官了事。年轻的端王和这么个主儿混在一起，能学好，才叫见怪。不过如果他只是个亲王，就是爱玩爱闹，“轻佻”点，也无伤大雅。毕竟，当皇帝之前，没人把他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王爷，不要参与政事，吃喝玩乐即可。结果却由于哥哥短命，在太后和宰相闹意气中成了皇帝，于是当皇帝时把当王爷的“轻佻”发扬光大，最后只好把国家折腾完蛋了事。
不过这徽宗皇帝刚刚登基，还有向太后看着他呢。他自己也很想好好干。在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就表明他决心把斗得乱七八糟的新旧两党好好整顿一下。于是进贤臣，远小人，平冤狱，纳谏言，干得有声有色。向太后很满意，半年后就撤帘还政，放手让他自己亲政了。可这皇帝干着干着却烦了起来，老臣们太唠叨，总是说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奏章太多，看得头疼，哪有王羲之的字、吴道子的画吸引人呢。还有这平息新旧党争，看起来简单，以为只要作皇帝的公平中正，不偏不倚，大臣们还争个啥劲。谁知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皇帝的也不知道听谁的好。皇帝发现这和稀泥的政策不但不能平息争论，反而让自己挺没面子，再加上那些叨叨他的人多是旧党老臣，使他心中的天平，不由的偏向到新党一面去了。而最后使皇帝决定赞同新党的，则是大臣们提出的新党执政人选——蔡京。
在徽宗登基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驸马都尉王诜。那么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蔡京。徽宗是个艺术家，他和蔡京最初的交往也是始于艺术。蔡京擅长书法，宋四家“苏黄米蔡”里的“蔡”，其实说的就是他，只是由于他后来声名狼藉，后人才用了较早的蔡襄来代替。有一次他在翰林院，兴之所至，为两名内官在扇子上题了两句诗。第二天就发现那两名内官都是喜气洋洋，这倒不是他们会鉴赏，知道得了宝贝，而是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以万钱的高价买走了，这位亲王就是端王。这样，徽宗以后对蔡京的重用，多少也有一点知音相惜的成分在里面。蔡京也成了他永远的宠臣，尽管也不免被贬，但却总能贬而复起，终徽宗朝荣宠不衰。只是，徽宗这种艺术家的眼光和心性，虽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书画知音，却也为北宋王朝选上了一个最大的奸佞。
蔡京号称新党，其实却是一个“变色龙”。旧党司马光当政，作为开封市长的他能在五天内就把属下实行的新法废掉；而当新党宰相章惇当政，他又能以同样的速度将之恢复，可见他只是升官第一，毫无政治原则。此人能力一流，在做小官时就被公认为“有手段”，最后他成了骂名满天下的奸臣，还有人说他若能心术端正，那就是古来任何一个贤臣都比不上的。以他的聪敏，自然看穿了皇帝对旧党不满的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使得皇帝迅速的转到新党这边来，把年号改为“崇宁”，以示要推崇他老爸神宗皇帝的熙宁新政。对于那些旧党，则纷纷赶出京城。后来，更是把他们的黑名单刻在碑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元祐党人碑”。而蔡京则于崇宁二年（1102年）拜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升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这一对艺术家的“圣君贤相”，就准备好好大干一场了。
善书画，自创“瘦金体”（1）
徽宗皇帝得了蔡京这“股肱之臣”，打算雄心勃勃地恢复老爸神宗的新政。但以他的“轻佻”，又做不到前者的勤勉，于是只好放过了富国强兵的大题目，专门来做些“制礼作乐”的表面功夫。恐怕以他的艺术家心性来看，这个更有创造性，比起枯燥的理财治军，要有意思多了。于是兴建用于祭祀和宣示教化的“明堂”，规模宏大，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铸造了象征九州一统的九鼎，用黄金装饰，建造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为九成宫，并亲自作《九鼎记》。建立音乐机构大晟府，创制反映朝政新貌的“雅乐”大晟乐。如此种种，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感，足以自诩为一代圣君了。
徽宗专心于他“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也没忘了他心爱的书画。他本来就能书善画。楷书，草书都写得不错，自创的“瘦金体”更是秀逸清健，别具一格，就连不懂书法的人，也能看出着实是好字。他对此也很自负，落款常自称“天下一人”。他的画就更有名了，特别是花鸟画，号称“神品”。曾经有个传说：有一家的女子被狐狸精给迷住了，找了很多法师除妖，都不管用。后来这家得到一卷宋徽宗画的鹰，挂在堂屋的墙上。那狐狸就对女子说，你家的鹰双目灼灼，很是怕人，还好脖子上有铁链拴着。这家人一看，那画鹰的脖子上果然有铁链，家人就用颜料把那铁链涂去。当晚，就听得堂屋有扑击之声，接着是一声惨叫。第二天一看，狐狸精已经被啄死了。这种故事虽然荒唐无稽，不过也能看出徽宗的画的确是以工笔见长，栩栩如生，神采不凡。
不过，现在他是皇帝，对这书画，就不光满足于自己的涂涂抹抹了。一方面，他扩大了秘府的书画收藏，还把这些收藏分门别类，编出《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又把这书画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挂上了钩，建立了书学、画学。对于其中的优秀者给予授官的奖励。这画学的入学考试，也十分别致。常常用一句诗句为题，看谁能最好的表现出其中的意境来。比如，有一题是“竹锁溪桥卖酒家”，大部分人都只看到“酒家”二字，于是以酒店为主体，在周围画点竹子溪水什么的。而其中有一人，却画了一座茂密的竹林，环绕着潺潺溪水，却在竹梢处挑出一个酒帘来，正点出那个“锁”字，于是夺魁。徽宗喜好的是精致细腻的画风，画院一派也就推崇写实，强调观察。比如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连一只小麻雀踏着几片屋瓦，都是错不得的。
徽宗虽然按照儒家的经典来“制礼作乐”，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道教，为此还给自己上过一个尊号“教主道君皇帝”。他崇道，有学理上的兴趣，曾经给老子的《道德经》作过注，是著名的“崇宁五注”之一，现在还保留在《道藏》里；不过更多的还是让道士的大话忽悠住了。他最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原来也就是神棍一流的人物，见了皇帝，一顿马屁猛拍，道是皇帝是神霄玉清长生大帝君，乃是玉皇大帝的长子，蔡京蔡太师是左元仙伯，宠妃刘娘娘是九华玉真安妃，拍得皇帝晕晕乎乎，龙颜大悦，当下就封他为“通真达灵先生”，授以金牌，任其非时入内，并且还盖了一座通真宫让他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瑞木、嘉禾、灵芝、麒麟之类的祥瑞蜂拥而出。想来老天也不可能在这短短几年里就生出那么多，自然有不少是假造的。有人给皇帝献上了一只背上长着灵芝的蟾蜍，这灵芝、蟾蜍，本来就是吉祥的玩意儿，长在一起，就更难得了。皇帝也高兴，盛在水盆里，供在金殿上，结果被水泡了几天，那原来粘着的东西就掉了下来。皇帝龙颜大怒，把那个倒霉的马屁精贬得远远的。
徽宗皇帝是个爱玩的人，光是这“制礼作乐”和写字画画，并不能让他满足。虽然作了什么“神霄玉清长生大帝君”，但这天上之事也太过虚渺，哪里比得上人间繁华，于是大修宫室就成了题中之义。先是修缮了延福宫，延福宫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原来规模不大，他派人在延福宫旧址建规模宏大的宫殿，还用延福宫旧名。新的延福宫有七个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里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每到各种节日，他就召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等，想尽各种办法来尽情享乐。
政和七年（1117年），道士刘混康建议填高皇城外东北方的地势，说这样有多子之福。于是徽宗愉快地找到了再次大兴土木的借口。是年十二月，他下旨让人在景龙门外动工修筑一片园林式大型宫苑。园林中有一座人工主峰，仿杭州凤凰山而建，高九十尺，取名为万岁山，其后又改名为艮岳，是因为“艮”在八卦中的位置而得名。用他自己在《御制艮岳记》里的话说，是“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色也。”艮岳中还修建了许多宫室楼台，栽种了多种树木。奇花怪石，珍禽异兽，将之装点得宛如人间仙境。修建艮岳，前后共用了六年的时间，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才建成。“真天造地设，人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园林了。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光是自己玩儿，也太没有意思，他还要“与民同乐”，对这大宋都城，东京汴梁，也想打扮一番。汴京的城墙和街道，曾被宋太祖出于国防的考虑，规划得歪歪扭扭，弯弯曲曲。徽宗的艺术家眼光自然看不上这丑陋的市容，于是在他亲自规划下把街道修得横平竖直，城墙整得齐齐整整。他对城中居然有乞丐和流民也不能容忍，就建立了“安济坊”、“居养院”、“慈幼局”、“漏泽园”等慈善和医疗机构来安顿他们。而对于当时最为盛大的节日元宵，他就更不肯错过。按照北宋历代的惯例，这元宵节是要放灯三日三夜的，徽宗不满足，改为五天五夜。而且，从冬至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上了，到了元宵那日，更是张灯结彩，还扎起一座鳌山来，上面缀着各种花灯，还有一幅“与民同乐”的条幅。有时皇帝兴致来了，还用金杯赏前来观灯的百姓每人一杯酒。有个女子爱那金杯，就偷偷藏了，结果被侍卫发现，捉到皇帝面前来，她倒不慌不忙，当时口占一词：“月满蓬莱灿烂灯，与郎携手出端门，贪观鹤降笙萧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恐被姑翁责，窃取金杯做照凭。”皇帝一看，真是才女啊，一高兴，就把那金杯赐给她了。
徽宗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