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5-切·格瓦拉画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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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许多中年一辈的人则到玻利维亚他当年被杀的无花果村去朝圣，使得那个荒凉的高山小径，刹那之间成了国际观光的热点。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格瓦拉已成了一个好商品，对此，他的女儿阿莱达说得很好：“有许多投机的人都在剥削着他的形象，这当然让人觉得有点讨厌，但只要一想到青年男女们都穿着印了他照片的 T 恤，我们应当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有某种他们相信的东西在里面，而这是件好事。”
第一部分：前序20世纪的悲伤浪漫英雄（3）…（图）
一个传奇英雄出现后，即注定会一直传奇下去。1997年他逝世30周年的纪念高峰期过了之后，2003年巴西电影界拍了一部喜剧片，情节是格瓦拉并未死亡，他逃到了巴西的亚马逊原始雨林，在那里开了一家店，专卖印着自己肖像的 T 恤，这是“后现代式”的小聪明。许多人犬儒般地认为现在已是个“无事可为”的时代，当他们自己没有了热情，就去嘲谑一切的热情。
而最特殊的，乃是巴西另外拍的一部电影，以他早年的摩托车之旅为主轴，这部电影是2004年坎城影展的话题影片之一。这部电影2004年6月在巴西首映。
在这个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至英雄人物也在商业中被消费的时代，格瓦拉的意义被扭曲，被改变，甚至被变成喜剧，这正如同有关耶稣的电影也可以被拍得和情色诱惑挂起钩来一样。但尽管意义可变，格瓦拉那真实的反抗意义却是不可能改变的。近年来，中南美洲几次重大革命事件，从墨西哥的“扎巴蒂斯塔农民及原住民起义”到秘鲁的国巴克游击队占据日本大使馆事件，他们所用的标志，都是格瓦拉的那张头像照片。近年来，中南美洲多位追求国家自主、反抗美国宰制的领袖，如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们也都是格瓦拉的信徒。由于他们追求国家的自主，当然难免遭到丑化，甚至有被颠覆掉的危险，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有了格瓦拉的呼唤，拉丁美洲尽管在美国强势宰制下前途仍然坎坷，但这条自主不屈从的路，早晚一定会被走出来的。真正的受难悲伤英雄永远不死，只要大国对小国的压迫、宰制，甚至帝国主义式的侵略不止，他就会一直存在，变成对后人的呼唤与叮咛。全球有那么多人崇拜格瓦拉，所反映的，或许即是大家心中拒绝死灭的那种对公平正义的终极向往吧！
我一向尊敬格瓦拉这样的“神人”型悲剧英雄，并深信世界的获救就在这种英雄人物的榜样行为中。在这个世界复归野蛮，大国任意凌辱弱国，而且可以炮制假证据肆意侵略的时代，难道像格瓦拉这样的人不应该更多一些吗？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1）…（图）
两个名门望族之后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
在大萧条前，阿根廷算是一个不赖的国家，婴儿呱呱坠地时，父母还不至于为孩子的未来而担心。对于这对年轻的贵族父母：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略萨而言，他们只需要庆祝孩子的降临，而不必担心他们未来的衣食住行。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是名门望族之后。父亲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对于阿根廷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如此长期的定居，足以代表贵族的身份。而母亲的家族同样可以上溯到７代，在当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声誉卓著的家族，拥有大片地产。
父亲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林奇曾经一路漂泊，从英国辗转来到西班牙，最后在阿根廷落脚。在18世纪下半叶，他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他的祖先甚至还跟美国沾点关系：事实上，他的母亲安娜·林奇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而父亲罗伯托·格瓦拉同样来自美国。不过这只是出于巧合——1848年，在加州淘金热那会儿，罗伯托的父母曾去过美国，几年后才带着孩子们回到阿根廷。这个家族在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祖先恩里克·林奇是19世纪末阿根廷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之一。不过，埃内斯托的祖母安娜·林奇显然是这个家族中的异数，她是个无神论主义者、生性崇尚自由，她是埃内斯托热爱的祖母和偶像，他最终选择了学医，也是因为她去世的缘故。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母亲这边的先人，同样也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直到1820年南美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他才告别政治舞台。塞莉亚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据说，他是在被确诊得了梅毒后投海自尽的。没过多长时间，她的母亲死于黄热病。虽然成了孤儿，塞莉亚却仍然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一方面，这是因为她的父母留下了大量遗产，虽然是由7个孩子平均分配，但仍然可以保证每个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大姐卡门对这个小妹妹照顾有加。1928年，卡门嫁给了诗人卡耶塔诺，夫妻俩都是阿根廷共产党员。塞莉亚一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心教会创办的法国学校里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她是虔诚的教徒，就在这个20岁的女孩打算当修女时，她遇见了格瓦拉·林奇，27岁的建筑学系学生。
两人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这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不断用妻子的钱投资做生意，但几乎从未成功。 1930年5月2日，两岁生日的前夕，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1928年，当埃内斯托·格瓦拉（小时候，人们都喊他小名“迪迪”）出生时，阿根廷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大批白人移民为这里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繁荣。在一战前，阿根廷的人口社会版图更像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新西兰，而不像它的南美邻居秘鲁、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这个国家当时得到的国外投资，是墨西哥或巴西的三倍，千人拥有的铁轨长度，更是南美其他国家的三到十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排到了第13位，比法国还要高一点。此时，阿根廷致命的弱点——工业欠缺，外债过多，出口类别极度不平衡还尚未显露出来。总而言之，埃内斯托出生时的阿根廷，是个繁荣却又有些过分轻率的国家。
埃内斯托出生的这一年，阿根廷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伊利戈因第二次连任总统。伊利戈因是激进市民党的首脑，1912年，在激进市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通过了普选法，伊利戈因当选总统。伊利戈因试图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统治，为中产阶级和新兴的工人阶级摇旗呐喊，可惜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在大萧条的影响下，1930年，军方接管了统治权，20世纪拉美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它短暂的民主试验。
埃内斯托出生在罗萨里奥，可以说是纯属偶然。结婚后，他的父母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位于阿根廷西北角的密西昂奈斯。他的父亲野心勃勃，打算在这片潮湿而炎热的地区种植200公顷的马黛茶。马黛茶实际上是一种灌木，在这里生长得格外茂盛。阿根廷人将它的叶子放到小葫芦里，浇上开水，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麦秆吸着喝，虽然味道又苦又涩，却是阿根廷人最为喜爱的一种饮料，人们甚至称它为“绿色的黄金”。父亲有一套经营哲学，在其他同行都满足于将马黛茶叶直接出售时，他却在考虑深加工的问题，想用风磨将茶叶磨碎，再把茶包装起来出售。而此时，妻子塞莉亚已经怀孕7个月，一方面为了研究购买风磨的可能性，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妻子找到一个生产的地方，夫妻俩来到了罗萨里奥。最终，购买风磨的计划泡汤，农场的生意也失败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格瓦拉·林奇的一生，就是不断投资，又不断失败的一生。可是他们的另一个计划却成功了：埃内斯托在罗萨里奥呱呱坠地，早产了一个月，但看起来还算是个健康的男孩。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2）…（图）
孩子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离开了密西昂奈斯地区，老爸又做上了一门新生意，成了圣依西德罗一家即将破产的造船厂的合伙人。就在这里，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
这是1930年5月2日，还有几星期，就是他的两岁生日。据格瓦拉·林奇说，他的妻子特别喜欢游泳，经常带着孩子去圣依西德罗的航海俱乐部，然后，就把两岁大的孩子一个人丢在河岸边。父亲在他的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回忆说：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虽然父亲认为一切责任都在妻子身上，可事实上，病灶已经在埃内斯托身上潜伏。在他出生后40天，他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差点儿因此送命。可是母亲塞莉亚已经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甚至认为自己的遗传害了儿子，因为她小时候也曾得过哮喘病，这样，她后代得哮喘病的可能性会高达33％。孩子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933年6月，埃内斯托几乎每天都会犯病。
五年里，这家人在阿根廷四处游走，只想为他们患病的孩子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地，至少不要再让他的哮喘病恶化。最后，他们到达了阿尔塔·格拉西亚，这是个科尔多瓦附近的小镇，海拔高度超过600米。这里空气纯净，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干净而稀薄的空气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肺结核病人。来到这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大有好转。
一家人决心在这里定居。他们租下一所宽敞的别墅，母亲全心全意照顾埃内斯托，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塞利亚和玛丽亚，以及弟弟罗伯托。家中的另一个小成员胡安·马丁，在1943年出生。此时，与全世界一样，阿根廷也走进了大萧条时期，可是，这家人的生活仍然像往日那样宁静。
塞莉亚与患病的长子之间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家庭成员要更亲密。也许这是因为埃内斯托的病，母亲无法不给予比对其他孩子更多的爱。埃内斯托在母亲的膝头上认识了第一个字母，母亲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至于家中的顶梁柱呢？不错，格瓦拉·林奇同样是孩子们亲密的朋友，可是，他却是个疏远的父亲。有时，他会一连几小时陪儿子游泳、打高尔夫球，可是更多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不睬孩子和家人。当母亲担负起家庭教师、厨师和护士的职责时，父亲却流连于西埃勒酒店，这是小镇里专供富人享乐的地方。
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到了小学的最后两年，他只能尽力去学校。他的弟弟妹妹为他抄作业，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亲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这个病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培养了儿子对于体育的热爱，并且使他相信，顽强的毅力可以令他战胜病痛带来的种种困难。埃内斯托的父母都热爱体育，喜欢大自然，这种爱好也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很快，父母就发现，虽然在运动时，埃内斯托表现得很吃力，可他总是能坚持到最后，在不断的游泳、登山和骑马中，孩子的病情竟然稳定了不少。
不用上学，埃内斯托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可以随意与他的小朋友们一起玩闹。孩子们是不知道阶级之分的，埃内斯托的朋友中，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