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5-切·格瓦拉画传-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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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照顾格瓦拉的塞拉格医生，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坐在我的吊床上，讲起他童年的故事，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他一直自顾自地讲下去，到后来，仿佛就成了他在自言自语。接着，他突然说要喝马黛茶。我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还在发着烧，还是让我替他倒茶。他没有理我。晚上，对着火炉，他唱起他们家乡的乐曲。”探戈音乐的旋律大多悲苦、惆怅，19世纪80年代，大量欧洲和非洲移民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异乡人只能在酒馆和舞厅里找到一丝慰藉，探戈音乐和舞蹈就起源于这里。因此在探戈音乐里，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游子情怀。塞拉格医生没有看见格瓦拉在他面前哭，可是，他从这断断续续的歌声中，听到格瓦拉心中不为人知的悲痛。
也许，一场战争可以帮助格瓦拉振作起来，可是刚果人拖拉散漫的性格已经让他濒临绝望，他们需要等待东线的游击队领袖卡比拉下令开始战争，可是卡比拉却一直没有踪影。困在一间破茅屋里，格瓦拉惟有日复一日地等待。他也想训练一下这帮刚果战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让他们下山扛点粮食，他们就大叫：“我们不是大卡车！”要他们加紧训练，他们又大叫起来，“我们又不是古巴人！”格瓦拉原本以为，可以用5年时间帮助刚果赢得革命成功，可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信心，在日记中他痛苦地写道：“人民解放军就像是一堆寄生虫，不劳动，不训练，不打仗，只知道强迫老百姓供养他们，为他们劳动。照这样下去，刚果革命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
不久，第四批古巴战士也赶到刚果基地。这些人中有两个格瓦拉的老战友，阿里·比列加斯，身体粗壮，外号“庞博”，刚刚才和格瓦拉以前的女秘书结婚；另一个叫卡洛斯·柯埃略，外号“图马”，曾长期担任格瓦拉的保镖。
7月底，他们终于进行了第一次战争，阵容看似强大：40名古巴人和140名刚果人、卢旺达人。他们装备精良，包括美式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还有一门中国大炮。由于未能得到游击队领袖卡比拉的批准，格瓦拉只能留守阵地。战争一开始，二三十个卢旺达人开溜，不想打仗。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德雷克很快就意识到，只有古巴人在打仗，而刚果人、卢旺达人把手中的子弹打完，就在丛林里乱跑。结果自然以惨败告终，4个古巴人和18个非洲人阵亡，60人受伤。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写道：“达瓦神奇药水失效了。”
为了避免游击队内部分化，格瓦拉仍然耐心地为非洲人辩护，可是，大家并不能领会他的好意，手下的人互相指责，连最忠心耿耿的古巴战士也流露去意。一个外号叫“中国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的战士锡泰尼当着格瓦拉的面，要求离开刚果。他可是自从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以来，就一直在格瓦拉身边的老朋友。不知道格瓦拉以什么理由将他留了下来，可是在那以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孤独。”1965年10月3日，卡斯特罗对外宣读了格瓦拉的告别信，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穿着黑衣，端坐一旁。人们终于相信，格瓦拉已经不在人世。
在刚果的丛林里，格瓦拉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又连续腹泻一个多月，一下子瘦了20多公斤，在日记里，他用一贯直白的语气记道：“10月2日，24个小时里，拉了30多次肚子。”
当格瓦拉在刚果苦苦挣扎时，卡斯特罗却已经提前宣判了他的“死刑”。
好端端的部长突然不见了，古巴媒体不知道缘由，比古巴人更焦虑的是美国的CIA，他们到处寻觅他的踪影，有些人相信他还在古巴国内，被卡斯特罗秘密监禁，有些人认为他成了越共的军事顾问，还有人相信他已经死了。到了1965年10月3日，也就是格瓦拉正在频繁地出入茅厕的当口，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格瓦拉出发前写给他的告别信：“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不要古巴承担任何责任。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你。”人们注意到，就在卡斯特罗的座位不远处，端坐着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人们终于相信，格瓦拉已经不在人世。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母亲去世（2）
“这封信只能等我死了才宣读，人还活着就被埋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格瓦拉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战友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沉吟了片刻，他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被赶下国际舞台了。”
在政治上，格瓦拉远没有卡斯特罗深谋远虑，卡斯特罗始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出于好意：公开这封所谓的遗书，一方面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言；另 一方面也可以为格瓦拉换来雷鸣般的掌声。可是这样一来，他就断绝了格瓦拉重返古巴的一切可能。从此，格瓦拉只能隐姓埋名，再也无法见到他的亲人。
10月24日，大雨滂沱，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连串枪声，一支外国雇佣兵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营地一片混乱，刚果人却还在呼呼大睡，格瓦拉不得不叫几个士兵拎来几桶冷水，这才把他们叫醒。大家开始落荒而逃，格瓦拉殿后，一边撤退一边向敌人扫射。几个负责保护他的士兵拉住了他，责怪他太鲁莽，格瓦拉大叫：“我才是司令官！”在刚果“游而不击”长达6个月，格瓦拉再也没有耐心了。
他仍然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刚果：“我不能做可耻的逃兵，扔下我们遭难的兄弟不管，听任外国雇佣兵残杀。”他提议要从东到西横穿刚果，因为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附近还有一支游击队。这意味着他们要步行1500公里，穿越荒蛮的热带大森林。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
11月19日，天还没亮，格瓦拉亲手放火，烧毁了茅屋和弹药库，站在山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弹药在隆隆爆炸声中化为灰烬，肝肠寸断。两天后，他们渡过坦噶尼喀湖，离开刚果。
格瓦拉坚决要与游击队员们分手，临别时，他对大家说：“你们回到古巴，12月24日，你们吃上圣诞大餐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受尽屈辱的民族，不要忘记那些留在刚果的同志们。”大家都哭了，格瓦拉却没有哭，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在刚果这最后的时刻里，我只觉得孤独。在我漫游世界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其他地方，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孤独。”
他躲进古巴大使馆，闭门谢客，一连在里面住了3个多月。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医生怀疑他的结核病又犯了，可他还是像疯了一样拼命抽雪茄。他的头发又长了，他也不梳理，就让一头乱发搭在肩上。整个人瘦脱了形，1。75米的个子，现在体重还不到50公斤。
格瓦拉始终不明白，他已经将自己的整个人都献给了刚果革命，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输得这么惨，他只有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在日记中他反思道：“因为一直在闭门读书，再加上我性格上的某些问题，结果使我和战士们之间的接触很少。我总想在精神上强加于人，结果我失败了。我试图让我的部下接受我关于局势的观点，结果我失败了。”他反复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失败了，我的责任重大。”
不久，卡斯特罗命令内务部的埃斯特拉达将格瓦拉弄回古巴去。格瓦拉拒绝接受。他们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地方，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格瓦拉来到了布拉格。
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格瓦拉对古巴的思念。埃斯特拉达回忆说：“我们除了吃饭，整天就待在卧室不出来。可切却耍了个心眼。他从使馆一个同志口中得知，不远处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电影，其中有古巴选手在百米赛跑中获胜的片断。他想到电影院亲眼看看，我说，‘司令，你不能去，这太冒险了。’可他还是趁我不注意，与使馆那位同志去看了。我立刻追了上去。在电影院里看到我，切就站起来，跟着我走了。”
从1966年3月到7月，格瓦拉在布拉格逗留了4个多月，他几乎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有人认出了我，全世界都会立刻知道”。他只有埋头写日记，一个崭新的计划在他的头脑里渐渐勾勒成形，他的心中再次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1）…（图）
“我想死在阿根廷。”然而，心急如焚的格瓦拉，在革命还没开始时，就与玻共貌合神离。失败，从一开始就在冥冥中留下了伏笔。
在布拉格的日子里，格瓦拉比任何时候都要想念家乡，一次，他对埃斯特拉达说：“如果要死，我也希望死在阿根廷的土地上。” 反思刚果的教训，他觉得对非洲的情况不了解，无法带领一群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黑人战斗，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痛定思痛，他重新把视野转回拉美。在格瓦拉看来，玻利维亚正是一个适合他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拉美，玻利维亚只是个不受人注意的小国，可是这个国家的人都相当热衷政治，时有起义发生，而领导人更是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它的锡矿出口被美国的三大公司垄断，矿工的收入却仅够温饱。1952年，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律师埃斯登索罗当选总统，他将锡矿收归国有，又搞了场土改，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1956年副总统西莱斯上任，通货膨胀日益严重。4年后，埃斯登索罗再度上台，工会领袖胡安·莱钦任副总统，此时埃斯登索罗的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伸手向美国要援助，莱钦于是退出政府，建立了左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1964年，美国空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巴里恩托斯当上总统，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包括莱钦在内的150名进步人士被捕或被流放。
格瓦拉认为，革命在玻利维亚将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自然而然地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比起语言不通的非洲，他和他的弟兄们完全可以与当地的战士们打成一片。玻利维亚的地理条件优越，毗邻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他相信，凭借他和他训练起来的战士们，足以将安第斯山脉变成马埃斯特腊山，当玻利维亚的革命之火被他们点燃，他们就可以一路打下去，将革命输出到拉美各国，自然，他的祖国阿根廷也将经他之手，转变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格瓦拉实在是太乐观了，他没有意识到，玻利维亚人虽然三天两头起义斗争，但针对的往往不是残暴的反动政权，矿工经常会在得到了一个稍稍满意的工资承诺后，就放弃武装斗争；而村民们更是“窝里斗”的典范，很多个村子都着迷于互相斗殴、争夺地盘。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斗争无法争取到玻利维亚反政府力量的广泛支持，他必定会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3月，到达布拉格没多久，格瓦拉就派他的保镖马丁内斯·塔马约（帕皮）前往玻利维亚，命令他尽快物色一批战士。这些战士将以曾在哈瓦那受到过训练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战士为主，同时也包括参加了秘鲁革命的战士，虽说由于革命失败，他们做了逃兵，可毕竟训练有素，随时可以再参加战斗。帕皮很快找到了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因蒂和他曾去过苏联与古巴的弟弟科科，同时与几年前就已经奉命在玻利维亚进行秘密工作的塔玛拉接上了头。
传说塔玛拉是个来自东德、年轻漂亮的女孩，早在1964年10月，她就接到格瓦拉的命令前往玻利维亚。她化名为劳拉·马丁内兹，声称自己是历史学家兼业余作家，大摇大摆地进入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漂亮的姑娘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很快她就成为电台节目主持人，打入了玻利维亚的上流社会，与政府的高官攀上了交情，甚至连总统都以认识她为荣。一次，总统特意邀请她参加一场宴会，在介绍她时，还特别提及，“劳拉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她与大学生马利奥结婚，取得了玻国国籍。有人怀疑她与格瓦拉之间有过一段情，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已经不重要，但可以看出，塔玛拉对革命相当热诚，她成了格瓦拉埋伏在玻利维亚的一个最重要的眼线，在秘密工作中，人们叫她“塔尼娅”。
1966年7月10日，格瓦拉的两名保镖——刚果游击战中始终在他身边的阿里·比列加斯上尉（化名庞博）和卡洛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