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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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演说家，里根与肯尼迪截然不同。他比较推崇富兰克林·Ｄ·罗斯福谈话式的讲演风格，但两者有一个明显不同：罗斯福在大型公众场合，喜欢使用正式语言，他在他的祈祷式的文章中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话语。也许有朝一日巴特利特（巴特利特，约翰１８２０－１９０５美国出版商和编辑，编撰了常用引语和莎士比亚作品索引。——译者注）的引语辞典也将引用罗斯福的许多妙语：“我们惟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一代美国人与命运之神有个约会。”“我们要成为民主党的军工厂。”即使是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编辑也认为里根能载入史册的话语很少。可是用他的《我将尽力而为》能做出多少事情呀！
里根并不是为了载入史册而演讲，他只为现时、现地的听众演说，他会把历史的美名留给别人而继续坚持他带有电视风格的讲话风采。在他的时代，这种方法很奏效。再过十几年，我们将看到历史学家是如何评判他的讲演的。
＊找出动人的事实。令他的评论家们难以置信的是，里根喜欢在他的讲演里面列举事实，正如他的演讲撰稿人本·艾略特所说，里根认为独特性是可信性的灵魂。经过细心筛选的事实能说明讲演者对自己的稿子有整体把握与充分理解。
独特的事实会使演说成功。有一次，里根发表完星期六广播演讲之后告诉我说，他常常想象一对开车外出的夫妇在聆听他的广播。他希望他的演说中至少有一个事实能激起夫妇的一系列谈话，比方说“天啊，亲爱的，我不知道猪也能飞，你知道吗？”在交际领域，一位听众或读者能否回忆起相关内容是至关重要的，里根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例如在１９８１年的一次演说中，里根说：“几周前我使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一万亿美元，真令人不可思议！我一直想确切地知道一万亿究竟是多少。我想出了个好办法，如果你手里有一叠千元面值的美钞，四英寸厚，那你就是个百万富翁，一万亿美元则意味那叠美钞的厚度高达６７英里。”
＊使用临时道具。在罗斯·佩罗特带来图表之前，里根试着在电视演说中运用道具与图表，这也是通过扩大收视率而获得广大国民关注的另一个办法。白宫从来没有足够的资金预算用来支付网络工程视觉烟火效果的费用，但对于一个在总统办公室发表演说的总统来说，这的确是一场不错的演出。
道具要简单又要起到激励作用。有一次前文中提到的红笔奏效了，１９８１年的预算图表起到了应有效果。１９８４年国情咨文演说时，他带到国会山一打儿几乎抱不住的美国国税局规范和条例，他只想让民众们了解税收规定是多么繁杂，改革迫在眉睫，大家也都明白了他的意图。
他最好的图表是他没有使用过的，但我敢说，他当时特别希望用。他的战略防御提案的设想震惊了全国，白宫内部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导弹防御工事的构图，但是网络却自掏腰包为我们精心制作。网络制作人得到巴克·罗杰斯的指点，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能构划出美国军队利用激光束摧毁苏联入侵导弹的场景。事实上，美国科学家距离设计出一个抵御大规模进攻的系统工事还差得很远，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网络工程使整个星球大战计划具体化了，每当敌人发射导弹时，观众们就能清晰地看见美国将其击落得无影无踪。
＊乐观直率。乐观是里根的生活方式，也是他所希望的他的讲演达到的效果。在挑战者号爆炸之后，他的撰稿小组因里根的讲演获得成功也得到了嘉奖，但是正如佩吉·努南认为他们的灵感来自里根。里根得知航天飞机坠毁的消息时，正在与几位网络重量级人物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卡纳·斯莫尔做笔录。有人问：“你将和孩子们说些什么才能帮助他们明白这事？”里根回答：“先锋总是为国捐躯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从远方听到这个消息而是亲眼目睹整个过程，这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必须让孩子们了解生命仍在延续。”
卡特最糟糕的错误之一就是在１９７９年的电视演说中指责国民的悲观情绪，里根早期的顾问小组引以为鉴。里根决定证明当国民受到挑战的时刻能成就什么，而不是不该做什么。他那天的讲演紧扣这一主旨。
＊使批评家无计可施。从处在政界边缘的那些年，里根就认识到他的某些保守主义的观点是有争论的，能导致对其的猛烈攻击，首先是容易受到人身攻击。林恩·诺夫齐格回忆起１９６６年当时里根与他的政敌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棋逢对手，其中两位政敌攻击他是种族主义者，里根大发雷霆，一句低沉却很响亮的犹如台词般的“狗娘养的”，在大会上掀起了风波。媒体的评论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尤其是《洛杉机时报》的漫画家保罗·康拉德使他难堪，斟酌之后，里根学会了不“轻易发怒去回应那些对我个人的攻击”。
那年的晚些时候，里根提出了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主席所提倡的“十一戒律”：“不许对任何共和党人恶意中伤。”这成了里根后半生的清规戒律，也使党派内部他的政敌闭上了嘴，而且他还成了不同派系之间的协调人。
抵挡住来自于党派内部的批评与和外部敌对势力抗衡相比，实属九牛一毛。民主党全力以赴向里根开火，因为他们认为他对他们自己的议程产生了明显的威胁。他公开露面时用两种方法保护自己以免受伤害。他首先是对他的政敌表示出个人的尊敬，但在有关的政策的争执上却从不让步。他们刁难他时，他以礼貌反击，如果可能，还要加上幽默。艾森豪威尔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说他从不想与对手“发生正面冲突”。两位总统都免于受到个人攻击，捍卫了他们的尊严，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政敌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里根的另外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是预见。在发布提案之前，他总是提前考虑对方对提案会有什么反应。先告诉听众可能发生的结果，在未受到指责以前把结果解释清楚。“我知道你们大家会说我讲的很荒唐。他们要告诉你奶奶就要忍饥挨饿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里根是总统，比对手的发言权和声音都要大，因此这个方法很奏效。他先给他们注射了预防针，在辩论中他自然是提前占据了优势。
＊有一个好结尾。他做总统后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时在讲演的结尾会偏离主题，使他的听众困惑不解。但在里根担任总统的前期，他通常以一个“结语”结束讲演，“结语”可能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字母，可能是令人流泪的故事，也可能是抓住了他讲演内容精髓的名言。这都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曾经是个演员，他想把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句子留在最后。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8）
撰稿人与总统的和谐之声
为纪念盟军欧洲登陆纪念日４０周年而进行的演讲是里根演说的精华。他站在杜霍克峰的悬崖上发表这次讲演，老兵们在他面前，身后是大海。他描述着那些往陡峭的百尺悬崖上攀登的士兵们，德国人的炮火随时都可能将他们炸得粉身碎骨。他的听众们感动了、流泪了。里根的追忆从头到尾都在枪林弹雨之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１０年后，在纪念盟军欧洲登陆日５０周年时克林顿和他的撰稿主笔唐·贝尔全力打造讲稿好能够使克林顿的演讲能与里根的相媲美。（结果的确如此。）
现在我们反思一下：里根的讲演稿是由一个叫佩吉·努南的年轻人写的，她在此前四个月来到白宫，可她却从未就这次演讲与总统交谈过，其他的也是如此！佩吉来到白宫时，我刚刚离开里根班底，我是在读她的回忆录时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白宫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触动我，可看到这儿，我惊呆了。实际上，就像她写的那样，从她受雇于白宫那天算起，白宫的总统讲演创作班子已经一年没看到里根了，她第一次与里根接触是他在杜霍克峰讲演之后，是他打电话向她表示感谢。然而她都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活动。
人们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解释？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让初来白宫的人感到心寒。无论是白宫的还是其他机构的撰稿人均需要定期与领导人接触，仔细思考、了解领导人的性情、找出挖掘他们深邃内涵的方法。尼克松的讲演撰稿人普赖斯、萨菲尔和布坎南都常常与他见面；福特对于政府的管理显示出他的愚笨，但他的撰稿人却能经常与他交谈；克林顿甚至能叫出他撰稿人的小名，可里根差得太远了，这么多年来只有皮特·汉纳福特、肯·哈希根，还有佩吉·努南有幸一堵他的容颜。我想在白宫里他只认得一两个他的撰稿人。
佩吉·努南虽然从未与里根有过接触，却能够创作出有里根风范的讲演稿，这一事实引发出另外两种思考。佩吉了解里根，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发表他的观点，而且反复调强。这已经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里根初来华盛顿时，派人给他的创作班子一大堆他过去的讲演稿，吩咐他们仔细阅读。创作小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清楚里根过去信仰什么，以什么方式表达他的信仰。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旧换新，以新词适应新内容。托尼·多兰有一次采访了学者小威廉·Ｋ·米尔，后者是里根最喜欢的作家。事后，托尼得出结论：“我经常说给总统写稿就是写出那些他已经说过了的东西，然后把稿子交给他，他好再说一遍。”
从努南的经历中我们得出了第二条经验：启用那些哲学观和文化观与总统协调一致的撰稿人非常重要。里根当选后不久，我把我的位子交给了小阿拉姆·白克希恩，由他统领白宫讲演撰稿人小组。阿拉姆是个文笔幽雅流畅的作家，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他就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个纯粹的保守派。为了取悦于上司，阿拉姆雇用了其他一些保守派作家，多兰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撰稿人小组通过吉姆·贝克向里根递交报告，后来通过我递交。
贝克并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我也不是。由于我们吸收了许多激进分子为总统讲演撰稿，所以不时地遭致中间派的非议。激进分子起草的稿子措辞激烈，火药味常常弥漫在政府周围。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一直都为里根总统一旦采纳这样的讲稿而忧心忡忡。我和贝克及达曼都认为，里根能拥有与其观点一致的撰稿人写作队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从多种政治选择中找出最好的，然后再给总统审阅。总统却说，如果他能够用一种风格的文章就能实施有效的管理，他就不请这么多作家为其撰稿了。
在１９８３年３月，里根想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福音论坛上发表有关苏联的威胁实质的演说。托尼·多兰起草了一份措辞犀利的讲稿攻击苏维埃体制，其言辞的激烈程度足以使门窗吱嘎作响。托尼因揭露康涅狄格州的有组织犯罪而获普利策奖。如果他的材料经正常渠道被阻，他就会溜向后门。他有时很冷酷。有时我认为里根总统也会将他视作一个眼中钉。但是由于他的耿耿忠心我们只好给他的工作打高分。
托尼为奥兰多起草的讲稿也许会令福音教徒感到宽慰，但是我们总是担心它与里根的对苏政策背道而驰，我们建议他把措辞改得缓和些。当托尼上交修改过的草稿时，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是措辞仍旧十分激烈。于是我不得不找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他当时正在与总统一起开一个安全会议，我对他说：“巴德，你得看一看这个稿子。”然后我们又修改了几个句子，使措辞缓和了许多。
最后我们把修改后的稿子交给里根，当然托尼对我们的修改勃然大怒，里根在我们修改的基础上又减缓了语气。里根对事物的度把握得相当好。但是改过的稿子还是措辞有些激烈，我一直在想：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是否妥当？这样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可托尼坚持这样做，我虽不情愿，也只好作罢。
我不得不承认，历史证明托尼·多兰是正确的，而我错了。邪恶帝国这个名称，使里根可以对极权主义据实直言。后来，托尼称之为“语义渗透”，“秘诀在于向世界人民说出一句老话，对其进行语义渗透。“邪恶帝国”是西方语义学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历史就是这样，邱吉尔讲话中的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