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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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个网络里，人们可以时常去登录。有一天中午刚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通知我们，要把一项有关开支的重要投票提前到第二天进行，这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贝克把我们召集到总部，当时里根正在西部旅游，当天下午，他在机场柏油碎石上对媒体郑重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通过该项投票。立刻，这条新闻成了所有网站的头条新闻。支持者们马上使其网络系统活跃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众议院的每个重要议员都收到了来自至少１００多个最有影响的选民的委托，要求通过这项投票，比网络速度还要快，于是，该项议案就通过了。
若里根没有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的话，这是行不通的。初到华盛顿时，里根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国会成员，他以尊敬与尊重的态度待人，就像他对待媒体一样。里根任职期间没有尼克松任职时的敌对人员名单，或者是“我们对抗他们”的谈话。任州长以来，里根就知道形成流动同盟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与你做对的人，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妙诀是维系好与他人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他的替身。白天，里根与蒂普·奥尼尔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但下午５点以后，两人又成了互相争着讲笑话的好朋友，就像爱尔兰人一样争着比着，看谁的笑话更有趣。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传记中，亚当·克莱默写道，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最喜欢的两位总统是里根和克林顿，虽然肯尼迪与里根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但肯尼迪喜欢里根是因为里根坚守了他的信念，举止庄重，并尊重肯尼迪的家人。
当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回忆说，在里根任职快结束的那段日子，正巧南希在外地旅游，里根很喜欢在白宫搞些小型朋友聚会。于是他在国会的一些好朋友就在那段时间常过去与他共进晚餐，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东西，边说有趣的故事，用词很随便。当时我不在场，但在我记忆之中里根常讲些有趣的故事，真是长篇大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有人能坐得住，他就不停地讲，就像个邻家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一样。
几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同志情谊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有多么重要，但现在我已深切体会到没有同志情谊，一个领导者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对里根或者其他总统如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福特来说，与他人保持友好关系是消除磨擦的润滑剂，是保证政府进取的稳定剂。
满意地回忆过去
１９８１年８月，窗外晨雾弥漫着农场，里根正在签署税制法案，总统回想着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哪位总统任职期初始就硕果累累，只有１９６５年的林顿·约翰逊。由于当时民主党占多数，国会通过了更多的立法法案。里根在国会山重大议案投票比例是７：７，民主党掌权的国会通过了所有经济法案，国防力量增强，这是１９８０年他参加竞选时的情形。里根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发展，把它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里根成功地基础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我们这些为他工作的人认为是这样的。这得益于他在政府早期打下了良好基础、成功的当选、富有成效的过渡期、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的支持、改变现状的迫切感、危机来临时的果断、工作班底的成熟稳健、与媒体和国会共事的能力。从广播里传出：谁也不能控制所有的人，这个的理念被彻底打碎了，正如亨利·戈达德·利奇在罗斯福刚刚上任时的话，“我们可有了领袖。”
８月份已有潜在的危险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几周之后经济便开始萎缩，随后陷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潮，失业率上升到１０％以上，真是切肤之痛。虽然里根制定的经济计划那时还未开始实施，但他成了别人的替罪羊。１９８２年春天，里根的名望骤降。比尔·莫耶斯一直是我的崇拜对象，但在与媒体接触时，我发现已与他成了敌人，因为他在电视上对里根所遭遇的困难表现得很过分，可收视率却很高。白宫内部，一些顾问建议里根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有人透露说南希也是这个建议的支持者之一。
里根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但这一次，回报微乎其微。当里根到白宫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正试图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沃尔克在卡特任职时就已开始控制通货膨胀了，但货币政策在里根任职的第一年开始显现不良后果，当时正值经济衰退期。
一定是有人建议过里根，让他继续跟着沃尔克的路子走，但里根知道通货膨胀必须控制住，于是他与沃尔克并肩作战。实际上，在吉姆·贝克以及我们几个白宫人员的力劝之下，里根不顾财政部长唐·瑞根的反对，后来再次任命沃尔克为新一届美联储主席。接近中期选举时，里根甚至坚持打出这样的竞选口号“继续走下去”。这个口号很强硬，有几位政治顾问像里·阿特沃特当时认为共和党可能会获得更多席位，但一些人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结果：在众议院失去了２７位共和党人议席。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内要有所作为，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里根对此表现得泰然自若，认为如果通货膨胀从此能够被控制住，这点痛苦是值得的，甚至认为即使危及自己的地位也不可惜。结果证明他的行动是正确、明智的。
１９８３年当经济走出低谷时，里根踏上了再次连任的里程。我想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在总统仍处在上升期时离开，比他处于低谷时再离开要好些。在处理经济萧条以及各种不同的困难时，我知道自己也越来越受到许多部门的欢迎，一些原来总认为我太温和的保守派很高兴看到我能走。总统本人在公开演讲中表示热烈欢送并祝我一家人一切顺利。从认识里根的那刻起，再到最后一次在他生病时去看望他并与他交谈，里根一直是和蔼可亲的。
回忆里根初任总统的那段日子给我极大的满足感。里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获得连任的可能性。选民也认同这一点，卢·坎农指出，１９８４年大选时，许多选民向民意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喜欢里根有关政府开支的观点并认为他能使国家经济更加繁荣、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但４０％的选民（几乎相当于说出具体原因选民人数的二倍）表示他们最喜欢的是里根是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有公众认为里根认识到美国价值的存在。“但更主要的在于１９８１年国会通过了里根提出的预算和税制议案。白宫民意调查人理查德·沃思林认为在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僵局状态持续了几年之后，大部分美国人把国会批准通过政府提出的议案作为政府运转正常的标志。”每当国会通过里根提出的议案时，选民就会给里根的领导才华打高分。
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处主管杰弗里·奥尔德曼这样说：“１９８１年里根展示的领导才华足以给他赢得所需要的时间，与公众一起经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萧条，赢得民众，……他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为度过经济危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如此。
罗纳德·里根6 罗斯福般的风范（1）
在处事方式，而非实质上，罗纳德·里根是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楷模的。２１岁那年，他把自己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罗斯福而没投给胡佛。１９３６年大选期间，年轻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里根沿着得梅因大街为罗斯福喝彩并投了他的票，在此后的两次大选中，里根都是罗斯福拥戴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对于里根领导风格的形成深远影响。
里根是２０年的新政民主党老党员了。在回忆录中，他甚至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近乎无望的血友病康复患者”，里根从影生涯结束后，思想方式也开始了转变，投入到普选中去并结识了南希·戴维斯。１９５０年，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参议员的活动中是迪克·尼克松的反对派；而在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又站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一边，“不是我遗弃了我的党”，里根总是开玩笑说，“是他们抛弃了我。”实际上，里根不愿过多提及他思想上的变化。
然而里根对罗斯福的崇敬和尊重却始终如一。年轻时他能背诵罗斯福首次就职演说中的篇章，他还极为热心地倾听这位总统的“炉边谈话”。５０年代，里根开始自己练习各种讲演。特迪·怀特回忆说：“里根学习了新的演讲节奏理论，语气的停顿，头的摇晃等，据他自己说，这些风格都是从罗斯福那里得来的灵感。”在任期间，他常在办公室里给我们背诵一些罗斯福的警句，显然，他把罗斯福当成了绝对偶像。
罗斯福和里根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一件事对里根启发很大。１９３３年，在宣誓就职后的第五天，罗斯福亲自到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生日宴会上拜访他，此举令人大为吃惊，当时的霍姆斯刚度过９２岁生日，再有不到一年就要从最高法院退休了。杰弗里·Ｃ·沃德在他的罗斯福传记中写道：“从未有哪一位总统像罗斯福一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霍姆斯法官曾帮助他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霍姆斯早年与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相识，在内战中三次负伤，难以置信的是，他健康长寿，在最高法院工作长达３０年且迈进了２０世纪。罗斯福和霍姆斯交谈了一个小时，总统走后，法官轻轻地在自己心爱的椅子上坐下。
“你知道吧？”他对身边人说，“是他表兄特德委任我到最高法院的。”
“最吗，法官先生？”
霍姆斯沉思了一会儿便决定继续为新罗斯福政府效力。
“二流的才智，一流的品格。”
沃德继续写道：“霍姆斯对人的判断如同法律一样精湛，美国公众中有许多人远比富兰克林·罗斯福聪明，他们消息灵通、持之以恒、少些狡黠，但没有谁有力量能同时激起爱戴与厌恶，没有谁能超越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和溢于言表的自信。”
里根并不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远没有罗斯福狡黠，也不像罗斯福那样能引起人们的反感或爱戴，虽然有时候他确实很吓人，但他也有二流的才智和一流的品格，这二者的结合使他成为一位极为成功的总统。
我们许多人曾想尽力了解里根的领导能力，上一章是从其赢得大选来讲述他的政治谋略的。接下来，我们将着重从里根通过讲演在公众中引起共鸣的能力来分析，但若要全面了解里根，我们还需分析他这个人，他的本性以及他的价值观。
许多观察家们都曾疑惑：一个对整个世界知识有如此多空缺的人是怎样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人物的？难道我们遗漏了对他的心智地理中某些部分的研究不成？传记作者艾德蒙·莫里斯也一直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试图考察出是否真的存在一块未知的领地，结果他一无所获，只简单地把答案归因于总统有一个“笨脑袋”，却赞赏他的洞察力，看来当莫里斯无法给一个真实的里根定位时，也只好做一些发明了。
其实，莫里斯在试图揭示里根的真貌过程中受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些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也发现真正了解总统并不容易。那些与他熟识多年的人也坦言自己并不很了解里根，总统用一道屏障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护起来，并在情感上与每个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南希例外。
从小我就深信具备领导才能的首要条件是一流的智慧。儿时我心中的传奇英雄，亚瑟王、罗兰和林肯一直都是智慧的化身，这难道不意味着他们也必须很聪明吗？难道柏拉图不是教导我们要信奉那些哲学伟人吗？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不也都是有学识的人吗？这些所有的例证不都说明，知道的最多也应该做得最好吗？
十八、九岁时，我们仍对儿时的想法深信不疑，但逐渐意识到最聪明的人也可能是最古怪的人。事实证明只有伍德罗·威尔逊是入主白宫惟一的博士总统，在第二任期他便越出了轨道。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威尔逊是一个极其警觉且狂妄自大的人，他从不愿意选择任何中间路线，越南战争使我再次深谙：高智商的人可能把平民送到战场作无谓的牺牲，他们不懂得如何赢得战争。看来，“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人往往可能是最危险的人。
渐渐地，我发现在选择领导人时，我们不能单纯地看他的头脑如何，而应该选择一个具有强大的智力潜质的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选中，美国人民必须从艾德莱·史蒂文森？穴一位口才极佳的知识分子？雪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