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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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如果没有上司的命令，恰宾绝不会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并去作伪证。白宫要求他们效忠的是团队，而不是法律。
与和谐的工作或挂出法律招牌相比，政治更能搅乱人的情感。那些玩弄政治手段的人，尤其是想往上爬的人，都清楚这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欢迎到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我们常用这句话说给到白宫为尼克松工作的新成员，长时间混迹于官场的政客懂得这些规则的含义，尽量避免被扯下面具或听到哨声还在打横。老手知道怎样使自己摆脱麻烦，新手却不谙此道，教练把队员送进赛场，心里明白他们会被淘汰出局，却指挥他们从背后袭击或欺骗对方的四分卫，这种行径应受到严厉斥责。可这种情形恰好发生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恰宾和克罗因此而遭牢狱之灾。
尼克松绝非是最后一个置手下性命于不顾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应为同样的事而有罪恶感。尼克松总统最大的罪过是创造出威吓统治和期待文化，即让最棒的年轻人为他上刀山。年轻人受到伤害的状况不仅限于尼克松任期，许多无辜的年轻人殒命黄泉。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8）
欺诈的白宫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调查研究人员和记者都想弄清楚１９７２年６月发生的水门事件是否由尼克松亲手导演，事先知情。但是他一直否认，所以无法核实，现在问题有点离题了，不管尼克松是否知情，他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手下以为这就是尼克松期待他们做的。
如果不是尼克松制造了欺诈的白宫，发起了与对手间的斗争，真的也好，想象的也罢，水门事件或许不会发生，也用不着遮遮掩掩。他给自己所信任的小圈子里的人这样一种错觉：见不得人的欺诈行径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游戏方式，在敌人没有用它来对付你之前，先发制人，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与维多利亚人对通奸的看法一致：罪行不在于干了，而在于被当场捉住。
目前，全部的欺诈行径已被曝光，霍尔德曼死后谈到１９９４年出版的日记，仍令我震惊，其中记载了一份份尼克松下达给手下的可耻的命令，可悲的是只有几个尼克松手下的工作人员了解内情。乔治·舒尔茨如果知道，他会阻止他们，也许会辞职。在后来里根时期的伊朗门丑闻中，他果真这么做了。但尼克松有一个私人小圈子，像舒尔茨、加门特、普赖斯、萨菲尔和莫伊尼汉等正直的人都可能起过疑心却无法核实。莫伊尼汉在尼克松执政的最后阶段曾说：“最好的政府？见鬼去吧！”
我发现霍尔德曼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许多命令一定被修改过，他在日记中概述了与总统的谈话：
1969年７月21日，尼克松命令让“一个不可告人的欺诈”小组参与“在困境中采用常规斗争行动，打击反对派，在他们阵营中培养间谍。”
1969年１１月３日晚，就越南问题，尼克松面对全国成功地举行了演讲，他命令，在投入印刷前，把“一百多个恶意电话”打进《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攻击其社论。
1970年３月４日，尼克松发出“奥布赖恩行动”命令，对民主党新主席拉里·奥布赖恩采取行动，收集他的丑闻，整垮他。两年后，水门事件的核心集中在奥布赖恩的电话窃听上。
1970年３月10日，尼克松告诉霍尔德曼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进攻小组以“确保通过美国国税局等机构，对民主党领导人进行全面有效的攻击。”
1970年４月９日，尼克松指使两名向埃利希曼汇报情况的密探诬陷肯尼迪、马斯基、贝赫、普罗克斯迈尔等参议员“吸毒”，阻止他们作为最高法院候选人。两个参与调查的人都是前纽约市的警员，其中一个曾窃听过专栏作家乔·克拉夫特。后来被查实两个人都是水门入室案的主角，曾秘密给作案者提供赃款。
1970年７月25日，尼克松命令手下“除掉”电视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他认为这对其他评论员能起到威慑作用。
1970年９月12日，选举中期，尼克松下令对约翰·加德纳领导的同道会渗透，竭力使其左倾，并成立了一个假的极左派的组织，颂扬民主党候选人激进的行为，使他们的“激进自由主义”更加激进。
1970年１１月25日，尼克松命令一个假的自由阵线组织发出一封支持马斯基的信，这样做深深冒犯了南方的选民。
1970年１２月５日，尼克松看到由科尔森秘密跟踪监视参议员肯尼迪，并为能拍下他在巴黎和女人在一起的照片而兴奋不已，又把这透露给新闻界和国会。
1971年５月28日，面对即将来临的１９７２年大选，尼克松想长期监督肯尼迪、马斯基、汉弗莱，内容包括“自1962年以来我们发现的有关私人财政、家庭等问题”。
1971年６月23日，尼克松想调查纳税情况，全面审核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反对战争的鸽派人物主要的支持者们。
1971年９月13日，听到美国国税局调查他朋友比利·格兰汉姆后，尼克松指使手下让国税局调查民主党主要捐款人和社会名流。
霍尔德曼在日记中没有记载其他更多发生在水门入室案之前的丑行，但有一封信记载了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诽谤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反对某一少数民族，搞种族歧视。1972年大选中马斯基的选票已超过尼克松。尽管马斯基情绪激昂，予以否认，当时纷飞的白雪落在他身上，似乎也在为他喊冤，但“喊冤叫屈”也并没有保住他初选和候选人资格，只剩下尼克松和实力更弱的对手乔治·麦戈文。霍尔德曼在日记中很少提到唐纳德·赛格瑞提，这个白宫招募来的年轻人，搞了一系列愚蠢的政治破坏、监视活动，据《华盛顿邮报》披露，他最终进了监狱。
更为重要的是，霍尔德曼没有完全说出尼克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家公民自由权利的大肆侵犯。正如前文提到的，白宫开始走上一条对国家安全人员和记者进行搭线窃听的不光彩之路。1971年６月１３日，在尼克松女儿翠西结婚后的一天，尼克松早上醒来看到有关《纽约时报》头版五角大楼的一份秘密报告，报道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南战争的。这时是尼克松执政前期，他起初无动于衷。据史蒂芬·安布罗斯说，是基辛格使他认识到这种泄密危害了国家安全，很危险，很可能阻断与中国和越南北方和谈人员交往的渠道。基辛格指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博士是主犯，告诉尼克松不能坐视不管，并且说：“那将表明你的软弱，总统先生。”这些话自然激怒了尼克松。
尼克松马上命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埃尔斯伯格，政府提起诉讼，以防止更进一步的报道；用测谎仪对涉嫌泄密人员测试；对乔治·邦迪等在国外的其他人员作忠诚调查；设法从布鲁金斯研究院取回原稿，他们一直认为原稿藏在那儿，尼克松告诉霍尔德曼：“他妈的，我不在乎用什么手段，一定把原稿“从布鲁金斯研究院”拿回来。”
联邦调查局拒绝调查埃尔斯伯格，怒不可遏的尼克松对埃利希曼怒吼道：“如果他妈的政府里没人去管“泄密”，我们自己去干。你马上在白宫成立一个小组，让他们暗中控制事态的发展，想尽办法，阻止它。”当年７月，埃利希曼把任务交给两个年轻人，巴德·克罗和大卫·扬。他们在老办公楼的地下室开了一家店，门上标挂“管子工”，实际他们就是防止泄密工作小组（扬是惟一一名没有卷入非法行为的防止泄密工作人员）。
尼克松就是这样在政府里另立政府，白宫里的欺诈行为带来严重的后果，１９７１年后半年，防止泄密人员派出了一个小组，闯入加利福尼亚一个精神病科医生的办公室，拍照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尼克松认可了这种非法闯入——至少应该这样认为。尽管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以掩饰，他清楚，如果现在“触犯法律无论轻重”，将来都有可能遭到弹劾。他有自己得意的情报机构，直到伊朗门丑闻期间，奥立弗·诺斯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闯入公众的视线，我们才再次开了眼界。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9）
在尼克松阵营中，防止泄密工作人员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在加深，几乎难以觉察。１９７２年竞选升温时，从事“黑袋子”工作的国家安全秘密调查人员转向政治上的不可告人的欺骗行为，因水门非法入室事件被捕的人有霍华德·亨特、Ｇ·戈高登·里迪，还有三个古巴人，他们一年前都参与了对埃尔斯伯格的非法搜查。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尼克松企图中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从而转移国家安全人员的视线。他孤注一掷，反而把自己推向了灾难的边缘。
莱昂纳多·加门特认为：尼克松的倒台和越战直接相关。战争引起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五角大楼其他人的强烈反对，埃尔斯伯格及其办公室决定把正义的理据掌握在手中，所以出版了五角大楼的秘密报告。尼克松成立防止泄密工作小组调查埃尔斯伯格，小组成员成为白宫欺诈行为的秘密武器，并非法闯入水门。“这一环始终贯穿总统任职期，是越战另一个恶果。”加门特认为“这一环最终因尼克松遭弹劾、辞职而被打破。”
为了替他辩护，尼克松的助手找出了两个论点：他们认为越战使国家极度分化，争端达到内战以来最高程度。成百上千的人们走上街头，向越南北方的人发出信号，美国在战争中已筋疲力尽。反政府情绪在不断升级，美国想缓和与苏联的冷战对峙，因为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信息泄露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既然内战期间林肯有资格取消人身保护法，尼克松也同样是国家元首，为什么没有资格在越战时变通法律，保护国家安全呢？在国家紧急时刻，这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
我对尼克松深表同情，认为他有理由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采取强硬手段”。我们对林肯的分析有许多曲解之处，林肯对自己中止权力实行限制，公开进行，并保证在战争以后恢复一切公民权力。尼克松没有什么明显的限制，偷偷摸摸进行，蓄意干了许多与战争无关且违法的事。
另外一个使违法的欺诈行为合理化的典型例子是尼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也在干同样的事，而且铁证如山。维克多·拉斯基，一位保守派的作家，在《水门不是开端》一书中，收集了许多证据，可主流媒体从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事实上，许多杰出的历史学者也发现了同拉斯基类似的证据，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总统命令手下审核他们对手的税单。博比·肯尼迪命令监听小马丁·路德·金。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Ｊ·爱德华·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送给金一盘录有他和女人私通的磁带，暗示他应该自杀。１９６８年尼克松在竞选中遭窃听。１９７２年竞选中，有人非法闯入他医生的办公室，尼克松同样要面对民主党的特工，有名的破坏能手迪克·塔克，破坏他的竞选旅程。如果我们偷听白宫其他总统的谈话，像偷听尼克松总统的谈话一样，许多总统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就会黯然失色。
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的白宫，我不断听到对手攻击我们，手段极为肮脏。有这样一种假说，无论我们的人在干什么，而且我们假设他们的行为合法，相比而言对手干的事比我们的要坏得多。还有，我早已注意到在７０年代尼克松下野很长时间后，华盛顿的“黑袋子”事件连连发生。一著名记者发现他的家被抢劫，却什么也没丢，只是稿件被弄乱了；一政治活动家报告他的资料被偷走了；其他一些私人机构切实感到他们的电话被人偷听。我完全肯定类似的事情是在有组织地进行着，但没有人能制止它。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怀疑当我用公用电话时，谁在那头接听。有时电话特别不安全，可能有多线偷听。
后来，尼克松周围气氛有所缓和，他确信自己与对手以同样的规则在做着游戏，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但这并没有让他摆脱以自己的名义践踏权利的指责。即使他的前任也犯过错误，可他却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二条宣过誓，总统“应该保证法律得以忠实地执行”。正如英国作家亨利·德·布雷克顿那句名言所讲：“国王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是法律造就了国王。”
特别是作为法律和秩序象征的候选人，尼克松有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