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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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目前的现实，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请天子选贤任能、重振朝纲。德秀是一个时期以来朝间惟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虽没有指名抨击过弥远的专权，但他也一度以挂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确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辈，就已经有点与弥远公开决裂的意味。到了这年的五月，进士邓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开始力斥史弥远之奸，甚至用了“弑”、“篡”、“攘夺”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禀奏机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皂囊封缄的东西依旧不能越过弥远的耳目，他不仅记下了邓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浓笔将书中的激烈措辞一概抹去。当然抹与不抹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天子显然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左右。六月，弥远加太师衔，封魏国公，柄国专权钳制内外，任用爪牙销铄正人，与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已无二致。
毫无疑问，弥远虽然在嘉定年间当了十几年的宰辅，但真正得志是从理宗即位开始的。如果说秦桧反映的是人性之恶，而韩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话，则弥远无疑可以说是人之淫逸骄奢惰性的最佳代表。整个宝庆和后来的绍定年间的现实是外部风云激荡，而内里积弊丛生，但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盖。与前此所有的权臣所不同的是，弥远从不在国家大政上做任何决策，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国事措置不当而引起的外力影响，这也许是他从韩侂胄那里得到教训的缘故。在他看来，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尽情享受这份美妙之外，又何须去做其他。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这位起于民间的年轻人无法在很短时间里完全适应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变化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骤然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然，天子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与弥远达成的协议，从道义上说，他还必须为弥远的再造之功和拥立之德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事实证明，理宗很好地报答了弥远的恩情，在此后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给了弥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的新一代天子极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后，他知道只要史弥远存在，自己就必须等待，这不是单单的知恩必报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存自己的惟一选择。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为在这一天，宁、理两朝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寿祚，堂堂大国的败亡也绝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来退守自保不过百年，其中韩侂胄恣意妄为了十年，史弥远又浑浑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载的岁月，岂堪蹉跎？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惟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帝国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帝国的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另外，从战略上考虑，用兵的谬误也显而易见，正如淮西总领吴潜所说：兴兵收复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实难”，若得而不能守，谋据河关岂非空谈？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这是他当初亲政时就已经牢牢树立的信念。当然，和是不足恃，这也同样是帝国血泪历史的经验总结，但这却不意味着一味冒进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取胜之道有多种，吴潜同时为郑清之所指出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天子有意进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此次战役基本上就是以宋军完全的失败而暂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开始南进后，整个帝国便立即转成守势。
于是，四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搏斗是无法避免的，理宗的独断只不过是过早开始了这场战事的进程而已。但是，这一决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天子和帝国宰臣们尚不能认真把握形势，接受谏论而勇于修正，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已经趋于何种程度。天下的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龙庭和都堂之上已经浮云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预言道；天下之势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实在也就无可救药。尽管我们这个迟暮的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五十载，但这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无比精确的论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迢迢银汉谁度？
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7节 迢迢银汉谁度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后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于福建安抚使任上。朝廷方面，郑清之、乔行简并相，郑性之知枢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并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四路军事，置司于中部的鄂州，成为帝国全线的最高统帅。
史嵩之与其从父史弥远一样，好于权术而乏于实才，尽管当年曾率军与蒙古军合破蔡州，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担当帝国最高统帅的素质。此人之所以能出长要职，同样来自于天子的赏识。端平议战时，嵩之曾反对郑清之出兵，师溃之后，理宗在反对派中独独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职。嵩之赴任之后未改初衷，立主和议，在军事措置上也并无建树。这年九月，蒙军以和议要挟不果，以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守将杜杲击败，但嵩之作为最高节帅也得到了天子奖渝。此后，杰出大将孟珙转战收复襄阳，克复夔州，取得开战以来的重大胜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劳，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两年后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临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间独相近四年。
嵩之为相期间并无实绩，然而自恃边功，骄狂日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亲病故，本应卸职丁忧，然而嵩之贪恋权位，竟援引战时特例自我起复。一百四十四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从而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本朝注重教育，国家地方学校林立，学生亦有忠谠直言、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眼睛里容不得半点虚伪，因此对嵩之的刻意之奸愤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给了他们宣泄对权相不满的机会，于是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不少朝官也参与进来。虽有天子一力袒护，但无奈压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职归丧。
淳祜年间的几次风波明显表现出朝野士人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情绪。史嵩之事件后，一批元老与名望之士相继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钟、杜范，参知政事李性传以及时号“端平六君子”的国子祭酒徐元杰、侍御史刘汉弼等人都深孚众望。如果对政治革新的期望过于迫切，人们对事情本身意义的注重就会取代对实际效果的判断，因此朝廷新政者发布一系列措施后，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
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祜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仅八十天；两个月后，徐元杰在一天夜里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学、京学、武学三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对徐元杰的暴死表示怀疑，请求朝廷查验真相。但临安府立案后尚无结论，刘汉弼竟又得肿疾死去，人们进一步怀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刹时之间，临安物论沸腾，都堂会食无敢下箸者。紧接着，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为第四位暴死者，这下舆论矛头开始指向史嵩之，因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书谏责嵩之，并曾吁请天子尽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辙戮力王事。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为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服丧期满后最终未能被起复。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清之再相。清之以拥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弥远之后委以极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誉，但此际入相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衰齿暮，根本无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参与临安学潮的布衣之士郑起登门怒骂清之道：
“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这是借他轻率北进之败指责他不知羞耻。
清之气极，执郑起下狱，其母、妹及子郑思肖也被牵连，一时舆论大哗。临安尹也觉得事情过分，只拘禁了郑起一夜就将他放走。但清之犹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郑起，务求泄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清之号“安晚”，时人做诗讥之道：“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嘻笑怒骂可谓鞭辟入里。清之为相数年，政事多出于其侄孙，乏善可陈，自非奇怪。
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到十年（公元1250年），赵癸出长军事，以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吴潜、陈恚⑹氛⑿环绞濉⒈鹬艿热讼群笕刖又凑Ｕ飧鍪逼诨旧鲜切鹿蟮闭木置妫姆侠碜诙啦俟某踔浴４镜v九年（公元1249年）十一月，理宗下诏训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