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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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文艺腔测不准中国社会现实（3）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　“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第19节：文艺腔测不准中国社会现实（4）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第20节：文艺腔后可能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五、　“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　黄纪苏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