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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中国不高兴-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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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第58节:大目标从哪里诞生(4)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第59节:猥琐心态下的文化世相(1)


  二十一、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 王小东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第60节:猥琐心态下的文化世相(2)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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