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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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一定风险的。但事实表明，后藤的计划还是较具超前性的，作为一个殖民统治官僚，后藤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发展和日本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四部分台湾财政的黄金时代（1）

　　　　号称独立后的台湾财政，在1905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前所述，台湾的财政独立是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仓促达成的，失去日本国内财政直接支持的台湾财政基础尚未稳固。为此，1905年开始实施烟专卖，其收入超过了食盐收入，占专卖收入的14％，1908年增为32％，逐渐成为1910年代下半期一大专卖收入来源。另又开征第一种所得税、兑换券发行税及酒税，收入项目中还增加了阿里山森林、水租、电气事业、度量衡等。　　　　
　　　　该时期最受瞩目的是砂糖消费税的大幅度增加，它表明台湾总督府在本期开始从以官营事业为中心的收夺型财政向以殖产兴业为中心的培育型财政转化。随着近代化制糖企业的开办和改良糖廍的发展，糖产量得到了提高，对日出口大增，砂糖消费税急剧攀升。1901年为37万元，1904年为145万元，1910年即达1212万元。另据北山富久二郎的估计，1914年砂糖消费税转入日本政府收入以前，共计有5593万元，占台湾财政总收入的11％，比日本对台湾的补助金额还多出了2600万元。现将1901～1913年间砂糖消费税历年金额列举如下（单位元）据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98～102页数字计算。：　　　　
　　　　括号内的数字是砂糖消费税占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比例。1901年仅占3％，1908年增至13％，1910年更是高达29％，可见砂糖消费税在这一阶段内对台湾财政的帮助是相当大的。1910年砂糖消费税收入占总督府该年岁入总额的21��9％，比重奇高。无怪乎陈逢源说：“台湾砂糖的消费税，明治四十三年（1910）度止全部属总督府特别会计收入，伴随着台湾产糖的增加，作为岁入的一大财源，被用以充实糖业、一般产业及其他各类设施，对台湾的开发贡献颇多。”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80页。按1911年后，砂糖的内地（日本）消费税在特别会计和一般会计中分配。东乡实也说：由于砂糖消费税的收入，“台湾财政情形非常良好，出现收入泛滥而使总督府为之眩惑的黄金时代”。东乡实、佐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大正5，第361页。从台湾总督府的财政收支来看，1910～1913年各年度岁入表中，前年度剩余款转入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如1912年为1422万元，表明台湾财政确实有了充分的好转。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101～103页。　　　　
　　　　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05～1913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临时部租税官业及　　　　
　　　　官有财产收入海关税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总计合计其他公债　　　　
　　　　募集金合计台湾总　　　　
　　　　督府岁　　　　
　　　　资料来源：据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98～103页数字编制。　　　　
　　　　良好的财政状况给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充分的发展资金，台湾的各项规模庞大的建设项目就是在这一时期陆续着手进行的。台湾纵贯铁路原定由发行公债来筹款，现改由岁入经常部内支出，约为900万元；基隆港二、三期工程也由普通岁入执行，约为1100万元；高雄港自1913年起亦改由普通岁入支出；其余如电气官营、高雄水道、嘉义水道、阿缑水道、阿里山森林收归官营，林野调查、九曲堂至阿缑间纵贯铁路延长线、台北医院及所谓“理蕃事业”等等，均靠总督府普通岁入支出，总计约为4000万元以上，而其他对日本资本及民间产业的各类奖励与补助尚未计算在内。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35页。日本殖民者内部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好大喜功，有人则指责“当局者不知前后轻重而着手各般事业”东乡实、佐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大正5，第361页。，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财政的宽裕。　　　　
　　　　综合上表分析：①砂糖消费税在本期台湾财政收入中的地位逐年提高，1908年起成为经常部租税收入中的最大宗。②专卖收入仍然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首位，官营事业收入依然是总督府财政的支柱，这表明日本殖民者朝殖产兴业以增加财源的方向推进效果尚不明显，转型还未达成。③海关税收入越来越无足轻重，乃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台湾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变化的反映。1908年后，台湾的对外贸易一面倒地转向了日本，台湾的殖民地贸易形态导致海关税的锐减，这与初期海关税地位之重要恰成鲜明对比。④由于财政的独立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库补助金取消，公债募集也减少了，台湾财政依赖日本中央财政补助和发债度日的情形成为过去。


第四部分台湾财政的黄金时代（2）

　　　　这一时期的台湾财政支出状况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即事业费占据了最大的比重，1897年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50��74％，但行政费则占了46��96％，体现了殖民统治立足未稳的草创时期的特色。本期台湾财政支出中事业费均在62％以上，最高达到了73��66％，金额4156万元，同年行政费仅占8��98％，金额509万元。所谓事业费，包括事业费、劝业费、补助费、灾害费、营林所费、电气作业费、公债费及交通、专卖局的经费等。这表明，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基本确立，各项开发事业逐渐兴起，以米、糖为支柱的台湾殖民地经济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　　　　
　　　　资料来源：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91页。　三财政状况的曲折与好转（1914～1920年）　　　　
　　　　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1911～1912年间，台湾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导致了米、糖的大幅度减产，1913年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高达747万元的逆差。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日本中央财政出现了困难，为了应付支绌的财政，要求台湾将砂糖消费税移归日本政府一般会计管辖。1914年度砂糖消费税正式划入一般会计。台湾特别会计中的砂糖消费税收入从1913年度的530万元突减为1914年的90万元，总督府手中失去了手中的一大财源。这样，财政独立以来一度停止的公债募集又重新开始，原由普通岁入支出的铁路建设1917年后改由公债支出，1920年后的基隆、高雄两港建设亦如此。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给台湾财政带来了新的转机。随着西方列强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日本资本乘机向东南亚及中国大陆扩张，台湾岛内的日本资本及台湾土著资本受到刺激而进入战时繁荣期，1912～1929年台湾的制造业年增长率即达到了11��04％。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1页。在财政上，1915年度起，又将土地税的范围扩至建筑用地基。上述两项使得台湾的财政收入没有减少而是略有增加。　　　　
　　　　对于1914年砂糖消费税移归日本一般会计，论者均称此为台湾财政真正独立的标志，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然而，要确定台湾财政是否真正独立其实还是较有难度的。如1914年后，对于在台湾消费的日本精制糖，其消费税却由日本国内获得；另一方面，在日本已负担关税的外国商品再输入台湾，其消费税又应如何处置，等等。并且，作为砂糖消费税移交的交换条件，是外国商品直接输入台湾的关税收入全部归台湾所有。因此，各种负担关系的交错丛生，使得确定台湾“真正”财政独立的年代发生一定的困难。不过，大体上说，台湾财政于1904年基本独立是可以确定的，1914年砂糖消费税的划转只是台湾财政独立进一步全面实质达成的又一标志罢了。　　　　
　　　　以下再看表3…15所示1914～1920年间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出入状况。　　　　
　　　　表3…15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14～1920年）　　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临时部租税官业及　　　　
　　　　官有财产收入海关税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总计合计其他公债　　　　
　　　　募集金合计台湾总　　　　
　　　　督府岁　　　　
　　　　资料来源：同表3…13，第102～105页计算编制，本表采四舍五入，故细数与总数略有不符。　　　　
　　　　看来，1914年度砂糖消费税转归日本一般会计后，台湾租税收入中的最大项顿形萎缩，从占租税收入的近一半，降至1920年的4��9％，等于抽走了总督府手中的一张财政王牌。不过，与砂糖消费税的下降相反，专卖收入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14年为1591万元，1920年则达3214万元，增长一倍以上，其中主要是樟脑和鸦片两项收入的增多。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1914年为2506万元，1920年增至5184万元，其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在50％左右，是岁入经常部的64％。岁入临时部在此一期间也有迅速的变化，收入额从1914年的1415万元增至1920的3801万元，其中主要有两个变动因素：其一，官有物出卖收入的增加，1914年官有物出卖所获收益为19万元，1917年增到61万元，1919年达102万元；其二，公债发行量的增多，1914年在总督府特别会计表上出现了304万元的公债金项，1920年公债金额为897万元，总计1914～1920年间发行公债2420万元。总之，这一阶段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在砂糖消费税转走之后虽暂时有所困难，但很快又有新的财源补充，渐呈好转的态势。此期台湾总督府财政已不如前一期，部分发展项目如铁路、港口等也必须依赖公债支持。　　　　
　　　　财政支出方面，本期发展事业继续实施，并在水利事业上有新的开展。历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与前一期无大的差别，不予赘述。在此仅就事业费的一些变动情形做一简要的叙述。1914年事业费在总督府岁出中所占的比例为52��87％，较之1913年的62��39％和1912年的73��02％相去甚远。在事业费的绝对值上，1912年为3817万元，1914年减至2518万元，1915年为2289万元，这表明受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财政支出也有收缩的趋向。不过，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善，1917年事业费支出猛增至7536万元，占岁出的76��61％，此后一直高居70％左右。以1920年与1896年相比，台湾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倍。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78页。


第四部分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1）

　　　　1920年代世界战后经济萧条给台湾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台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繁荣急剧消退。据何保山的测算，1920和1930年代台湾的工厂产量增长大大低于1920年代以前。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3页。工业的主干——制糖业1920～1929年的增长率为11��26％，1930～1939年增长率为5��04％，比1912～1919年的19��8％下降了许多。由于台湾工业结构主要依赖食品加工业，因而制糖业增长的萎缩导致整个台湾工业增长速度随之减缓，财政收入也陷入了困境。但是，前一时期铺开的大摊子又一时无法收缩，收入降低与支出增长恰成反比。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总督府不得不谋求解决之道。1921年度起开征了第二种及第三种所得税，尤其是1922年开始的酒专卖的实施，给台湾财政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年就收入了648万元，占专卖总收入的10��86％。此后，酒专卖收入逐年增长，1924年为109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16��94％，1925年为123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2��75％，1928年为1528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9��94％，成为与烟草收入并驾齐驱的两大专卖收入。由于酒在日本国内及其他殖民地均未列为专卖品，台湾人民凭空又新加了一重负担。　　　　
　　　　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详细情形，请看表3…16。　　　　
　　　　这一时期台湾财政收入总的变化并不大，地租收入基本稳定不变，砂糖消费税收入有所恢复，但到了1932年仍只252万元。从租税收入的总金额看，开征第二、第三种所得税后带来的效益并不十分明显，租税总收入在2000万元上下波动。专卖收入在本期明显增加，1921年为2254万元，1931年达3947万元，最高时的1929年达到4847万元，占岁入经常部的45％及总督府该年收入总额的32％。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总额亦由1921年的4396万元增至1934年的8514万元，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