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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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一夜之间。这些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 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 8 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开花结果。100 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 1920 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 年宪法第 19 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 60 到 80 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 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 70 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比较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在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偏激行为，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性自身，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
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最充分地体现在电影《斯代普佛德的家庭主妇们》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小镇斯代普佛德，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美轮美奂、温柔贤惠，只关心丈夫孩子、健身美容和烹饪园艺，最后的真相却是，所有这些“完美女性”其实都是机器人而已。该片虽然是个科幻片，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不能不说《斯》其实是科幻形式下的写实主义作品。另一个着名的女权主义小说《怕飞》，也是表现女性的性别角色焦虑。而女权主义者格利尔的作品《女太监》，则攻击西方那种“郊区家庭主妇”的形象摧毁女性的能量，将生机勃勃的女性阉割成了温顺无力的“女太监”。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
希拉里、佩罗西、莱斯是其中一些。
事实上，在女性参政方面，美国并不是一个楷模国家，女性在国会和州长中都只占 15％左右，女性参政率全球排名仅为 60。但是，从制度性歧视的消失，到女性能力的增长，到角色心态的转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只能循序渐进。
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 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 31％。在 2004 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 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 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主管，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任参议员期间，虽然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付出了一如既往的努力。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女人应当影响政治，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男性化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敏感与同情心。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前一段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州长选举大获全胜，据说标志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溃退，贴旧文一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所谓鼻祖。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一个犹太人。1899 年生于德国，1938 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 1973 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 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 5 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 30 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他们说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 60 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 Strauss 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 2003 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据说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Paul Wolfowitz他是美国着名的新保守主义者 Allan Bloom 的学生，而 Allan Bloom 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 Richard Perle 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Kristol 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着名的杂志 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 Wolfowitz 把握要职，而要说他 30 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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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扞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