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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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零年，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从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带回来一对小狗：一公一母。都是黑色，卷毛，大嘴。一年以后，就长得像一周岁的小牛犊那么高了；起初，它们撕扯那些路过莫霍夫家院的妇女们的裙子，后来竞学会把妇女按倒在地、咬她们的大腿，直到把潘克拉季神甫的一只小牛犊和阿捷平的两只阔猪咬得半死以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才吩咐把它们锁起来。只在夜间和每年一次春天交配的时候，才把它们放开。
米吉卡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脸来，跑在前面的那条名叫“歌手”的狗，已经把前爪搭到他的肩膀上，牙齿咬住了棉上衣，就紧闭上嘴，死也不松口。四条狗一拥而上：撕他的衣服，拖着他走，每只都把身子躬得像个大黑球一样，在他身边打转儿。米吉卡用手来抵挡，竭力使自己不跌倒在地上。匆忙中，他看见叶梅利扬叼着直冒火星的烟斗，向厨房里走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那扇油漆的门。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站在台阶的角上，背靠着雨水管，紧攥着长满了光亮硬毛的小拳头。米吉卡摇晃着拉开门闩，他那两条血淋淋的腿后，还紧跟着狂吠的、散发着热烘烘的恶臭的群狗。他掐住了“歌手”的喉咙——把它掐死了。几个过路的哥萨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其余三只狗的袭击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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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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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娜塔莉亚到麦列霍夫家来是很合适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很会教育孩子；虽说他很富有，雇着几个长工，但是仍然逼着孩子们于活和教他们学着干活。吃苦耐劳的娜塔莉亚很合公婆的心意。伊莉妮奇娜心里是看不上大儿媳妇——爱打扮的达丽亚的，所以娜塔莉亚进门没有几天，就满心欢喜她了。
“再睡会儿吧，再睡会儿吧，我的小宝贝！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呀？”她在厨房里挪动着两条胖腿，亲切地嘟哝着。“去睡会儿早觉吧。不用你我也能把事情做好的。”
一清早就起来想帮婆婆做饭的娜塔莉亚，只好又回房去睡了。
潘苔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在家里一向是很严厉的，就连他也经常吩咐妻子：“你听我说，老婆子！别叫醒娜塔莉亚，白天她忙得就够呛啦。还要和葛利什卡去耕地呢。要多支使达丽亚，多叫达丽亚于活！她是个懒娘儿门，骚东西……整天就会擦胭脂，描眉毛……”
“至少新婚头一年，叫他们多亲热亲热吧，”伊莉妮奇娜叹了一口气，想起了自己在操劳中度过的艰苦的一生。
葛利高里对新婚生活渐渐有点习惯了，可是过了三个星期以后，忽然又怕又恨地感到，他和阿克西妮亚的关系并没有彻底斩断，还留下了一点儿什么东西，就像心上扎的一根刺。而且这根刺他一下子还拔不掉。在新婚纵情的日子里，他也曾经对此满不在乎地想：伤口会长好的．会忘掉的，但是事与愿违，反而牢牢地在心上生了根……忘不掉，一想起来就使他心疼。还是在结婚以前，有一次在场院打麦子的时候，彼得罗就问过他：“葛利什卡，阿克秀特卡怎么办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概，舍不得丢掉她吧！”
“我丢掉——别人就会拣起来嘛，”葛利什卡当时笑着这么说。
“嗯，好好想想吧，”彼得罗咬着嚼得弯弯曲曲的胡子说道，“不然的话，你媳妇是娶了，可是不是时候……”
“身体易胖，事情易忘，”葛利高里玩笑说。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夜晚，葛利什卡克尽自己的丈夫职责，以青春的狂热，倾心地去爱抚妻子，可是她却只报之以冷冰冰的、勉为其难的顺从，娜塔莉亚对于丈夫的亲热只是勉强应付，因为她从娘胎里就带来母亲生性冷淡、行动迂缓的性格，所以葛利高里一想起阿克西妮亚那狂热的激情时，就慨叹道：“娜塔莉亚，你老子准是在冰山上把你种出来的……你太冷啦。”
可是，阿克西妮亚每次遇见他，总是令人不解地笑着，瞳孔黑亮，说出几句像青苔似的粘糊糊的话。
“好啊，葛利申卡！跟你的新媳妇一定过得像蜜一样甜吧？”
“我们过的……”葛利高里支支吾吾地应付说，总想赶快躲开阿克西妮亚亲热的目光。
看来，司捷潘已经跟妻子和好了。他不常到酒馆里去了，有一天傍晚，在场院里——这是两口子不和以来第一次——他扬着麦子，提议说：“来，克秀莎，咱们唱支歌好吗？”
他们靠着落上了一层尘土，已经打完的麦秸堆坐下来。司捷潘唱起一支军歌。阿克西妮亚用浑厚的喉音跟他合唱起来。就像她婚后最初几年那样，唱得十分和谐。那时候，他们从地里回来，田地蒙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晚霞。有时，司捷潘在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古老的民歌，歌声悠扬、悲凉，就像是一条漫长的荒无人迹、长满车前草的草原大道，阿克西妮亚把脑袋靠在丈夫宽厚的大胸脯上，也跟着唱和起来。两匹马拉着吱扭吱扭的四轮大车，摇晃着车辕。村于里的老头儿们远远地就听见了歌声，赞不绝口：“司捷潘娶了一个好嗓子的老婆。”
“你看他们……唱得多好听！”
“司乔普卡的嗓子也不含糊，简直像钟声一样响亮。”
老爷爷们坐在墙根的土台上，目送着即将逝去的、尘雾弥漫的。紫红色的晚霞，隔街交谈起来：“又唱起顿河下游的歌曲来啦。”
“是啊，去世的基留什卡很欢喜这支歌！”
葛利高里夜里常听到阿司塔霍夫两口子的歌声。在打麦子的时候（他们家的场院和司捷潘家的场院紧挨着），他看到阿克西妮亚仍然像从前那样自信，好像是很幸福。至少他觉得是这样。
司捷潘和麦列霍夫家的人见了面连话都不说。他拿着叉子在场院上来回走动，干起活儿来，下垂的宽肩膀直摇晃，偶尔对妻子说几句玩笑话，逗得阿克西妮亚笑起来，黑眼睛在头巾下闪烁。她的裙子不停地在葛利高里闭着的眼前飘舞。一股神秘的力量扭着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转向司捷潘家的场院。葛利高里没有理会娜塔莉亚一面帮着潘苔莱·柯菲耶维奇铺垫堆麦捆的台子，一面用既伤心又嫉妒的目光追逐着丈夫每次不由自主地投过去的视线，也没有看见，彼得罗虽然在赶着马打场，却不断地在打量着他，皱起脸在暗自发笑。
在沉闷的轰隆声——石头辇子在地上滚动的呻吟声中，葛利什卡的脑子里闪过一些模糊的念头，他竭力想捉住那些很容易从意识中滑走的思想片断，可是枉费心机。
打麦声，赶牲日的吆喝声，鞭子的尖啸，哒哒的风车声，从远近的场院上传出来，又在草场上消失了。秋收后富足的村庄，婉蜒高踞在顿河岸上，安逸地沐浴在凉爽宜人的九月阳光中，就像一条横在大道上的珠光灿烂的长蛇。在每一家篱笆围着的院子里，在每一座房子的屋顶下，生活都像陀螺一样在旋转着，每家都过着各不相同的、又苦又甜的日子：格里沙卡爷爷受了凉以后，正在闹牙痛；被耻辱压倒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手巴掌里揉搓着分向两边去的大胡子，在独自哭泣，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司捷潘心怀对葛利什卡的仇恨，夜夜睡梦中，他那铁一样硬的手指头都在抓撕破旧的被子；娜塔莉亚跑到板棚里，扑在牛粪堆上，浑身颤抖着缩成一团，为了自己的被玷污的幸福而哭泣；赫里斯托尼亚在集市上把一条小牛犊给喝掉了，良心正受着折磨；葛利什卡正为不能得到满足的预感和又复发的创痛而唉声叹气；阿克西妮亚一面和丈夫亲热，一面又用眼泪浇着熄灭不掉的憎恨他的火焰。
被磨坊开除的磨粉工达维德卡，整夜整夜地坐在“钩儿”的土坯小工房里，“钩儿”的眼睛里闪着凶光，说道：“不，不行，很快就要把他们的血管割断。对付他们，一次革命是不够的。要给他们再来一次一九零五年的革命，那时候咱们再报仇雪恨！报——仇——雪——恨！……”他用伤痕斑斑的手指头威吓说，然后耸了耸肩膀，把披在肩上的上衣往上蹭了蹭。
日夜轮回着从村庄的上空飘逝，时光一周周，一月月地流逝，风声飒飒，风云突变，山谷轰鸣，像玻璃一样明澈、碧绿的顿河秋水漠然地向大海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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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日，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赶着车到镇上去。
他用口袋装了四对喂肥的鸭子，在市上卖掉；在铺子里给妻子买了一块花布，已经准备要回去了（一只脚蹬在轮缘上，拉着马颈上的结绳），这时候，有一个不是本镇的陌生人走到他跟前来。
“您好！”他向费多特打招呼，黝黑的手指头在黑帽檐上碰了碰。
“您好！”费多特在等待着下文，眯缝起加尔梅克人的眼睛，带答不理地说道。
“您是哪里人？”
“我是外村的人，不是本镇人。”
“您是那个村子的人呀！”
“靼靼村的。”
陌生人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银烟盒，盒盖上刻着一只小船；他一面请费多特抽香烟，一面继续问道：“你们的村子很大吗？”
“谢谢您，我刚抽过啦。我们的村子吗，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少说也有三百户人家。”
“有教堂吗？”
“当然有啦。”
“有锻工吗？”
“是打铁的吗？也有打铁的。”
“磨坊里有钳工车间吗？”
费多特勒了勒乱挣的马，很不高兴地打量了一下那个人脑袋上的黑帽子和他那张蓄着短短的黑胡子的大白脸上的皱纹。
“您要干什么？”
“我正要搬到你们的村子里去住。刚到镇长那儿去过。您是空车回村子去吗？”
“空车。”
“能把我带上吗？不过不是一个人，还有老婆和两个箱子，大约有八普特重。”
“可以带上。”
讲好了两个卢布的车价，费多特就把车赶到做面包圈的弗萝西卡那里去，雇车的人就住在她家里。他把一个瘦弱的、淡黄头发的女人安置在车上，又把两只铁皮箱子放在车后头。
他们离开了市镇。费多特咂着嘴，用毛鬃绳抽打着自己那匹不很壮实的马，不断地扭动着后脑勺扁平的方脑袋：搭车人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们安静地坐在他身后，一声也不响。费多特先向男的要了一支烟抽起来，然后就开口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搬到我们村子里来的呀？”
“从罗斯托夫。”
“是在那儿生养的吗？”
“您说什么！”
“我问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啊——啊，是的，是那儿的人，罗斯托夫人。”
费多特抬起古铜色颧骨的脸，向远处草原上的野草丛望去：黑特曼大道一直伸延到转弯的地方，费多特那老练尖锐的加尔梅克人眼睛隐约看见离大道约半俄里的地方，山坡上褐色的衰草堆中，有几只野雁的小脑袋在晃动。
“可惜没有枪，否则，赶过去打两只野雁多好。看，它们在走哪……”他用手指头指着，叹了一口气。
“我看不见，”搭客眨着那深度近视的眼睛，坦白地说。
费多特目送着野雁走下小山沟，便转过脸来打量搭客。他中等身材，很瘦，那两只紧靠着肉滚滚的鼻梁的眼睛里闪着狡猾的光芒。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地笑笑。他的妻子裹着一条毛线头巾，正在打盹。费多特看不清她的脸。
“您干吗要到我们村子里来住啊？”
“我是个钳工，想开一家小作坊，我还会做木匠活。”
费多特怀疑地打量着他那两只大手，搭客看到这种眼神，又补充说：“同时我也是辛格尔公司的代理人，推销缝纫机。”
“请问尊姓大名？”费多特很感兴趣地问道。
“我姓施托克曼。”
“大概不是俄国人吧？”
“不，是俄国人。我的祖父是拉脱维亚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费多特已经知道钳工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从前在“阿克塞”工厂做工，后来又在库班的什么地方呆过，再后来，在东南铁路的修理工厂里做工。此外，欢喜问长问短的费多特还探听到这个外来人的许多生活细节。
他们来到官树林的时候，谈话就停止了。费多特在路旁的泉水井里铁了饮出汗的瘦马，大车的颠簸和旅途的困顿，弄得他昏头昏脑，开始打起盹来。离村子还有五俄里路。
费多特系好缰绳，脚垂下去，把身子靠得更舒服些。可是他并没有睡成。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啊？”施托克曼
